文学为主的各方面翻译、评论文章,少许散文写作。
“与英雄的心灵相配的刚韧,/
在时间和命运的手里衰落,然而强悍的是/
抗争,寻找,发现,并拒绝屈服的意志。”
丁尼生《尤利西斯》

【翻译】《阴郁回响》蒂姆·帕克斯

阴郁回响

作者:蒂姆·帕克斯(Tim Parks)

译者:blue

来源:《NYR Daily》

注:一切权利属于原作者Tim Parks,个人翻译仅供同好交流,禁止商用和未经授权的引用与转载。

正文:

 

从一八一七年到一八三二年,他写了十五年的日记,有些只有寥寥几行,有些长达千余字,频率从一天两至三篇到一个月一篇,甚至更慢。我正翻译着贾科莫·莱奥帕尔迪的《Zibaldone》,忽然想到:如果这是当今的作品,它最有可能是一篇博客。很快,这个想法几乎影响了我翻译这部作品的方式。我想象着一部像《Zibaldone》一样伟大的日记——在意大利中部的山里,发布在某个古怪的小网站上。我琢磨着该不该建议这本书的出版商(耶鲁大学出版社)每天附一篇这样的博客在他们的网站上,他们可以用莱奥帕尔迪那套各个观点相互对照的手法添加一系列链接。妙!也许我现在就可以一边翻译一边加入那些链接了。为什么不呢?

不,停。我必须深吸一口气,牢牢铭记我工作的本分:忠诚、精确地翻译,还原原作的真实语调。

但是,翻译过去的作品而不被那之后发生的事件影响,这不可能。如果能削弱这种影响就最好,最不济也要意识到它的存在。我翻译马基亚维利(Machiavelli)的《君主论》(The Prince)是在伊拉克战争期间,马基亚维利警告道,“一个国家如果要入侵另一个遥远的、独裁政府统治下的国家,应该再三斟酌是否解散敌国的军队和官僚机构,因为他们最有可能在战后维持该国的法制和秩序。”我记得当时自己多么想将这段评述翻译得足够警醒,就连迟钝的布什总统也没法忽略。如果我那时能够偷偷加进“伊拉克”这个词,或者更实际地插入“震惊”和“敬畏”,我就真会这么做的。

不过在莱奥帕尔迪这里,这种问题不存在。他的声誉没有大到这种地步,以至人们对文章的期待会激励译者对文章的翻译。虽然意大利人奉他为本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莱奥帕尔迪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还鲜为人知,除了他的诗歌(乔纳森·加莱西(Jonathan Galassi)在2011年出版了一部莱奥帕尔迪诗歌全集的译作)。然而,即使在意大利本地也存在对他的散文作品和哲学思想的根深蒂固的反感。不仅因为他狂暴的反宗教观点——在这一点上马志尼(Mazzini,意大利革命家,民族解放领袖)和加里波第(Garibaldi,意大利军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却仍然因为政治实证主义而受到推崇——真正的原因在于他那立场清晰、毫不妥协的悲观主义,让许多“文雅”的思想家望而却步,有些还伺机贬损他。在下文中,他以就他来说还算轻快的语调谈到了普遍的妒忌:

“一个健康快乐的人,或者一个与交上好运、获得提拔、贵人相助之类沾上一点边的意气风发的人,几乎总是让人极端地厌恶,不只是对那些(天性或选择)郁郁寡欢、难以振作的人群而言,甚至对那些心平气和、不会被这种成功冒犯或贬低等等的人也是如此,即使这种情况发生在朋友和亲近的家人那类人身上,也没有区别。所以,一个有资本开心的人要么藏起自己的快乐,要么就随和处之,开开玩笑,好像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要不然他的在场和言谈都会显得既可恨又无聊,即便是对那些本该为他的走运而开心的人和那些没理由对此介怀的人也同样。深思熟虑、富有教养的人就会这样做,他们知道该如何把持自己。如果不是自私心在我们不自知的情况下无可避免地引我们去憎恨自己的同伴,还能怎么解释这种情况呢?无疑,在这种处境中,再怎么好的人——别人的成功对其得失毫无影响——也必须要克制自己、展现出英雄般的气概,才能回到人群之中,或者仅能勉强不感到泄气。”

这种所谓的“宇宙悲观主义”怎样影响了我的翻译?一个人在读《Zibaldone》时不禁会觉得自己在其他地方听到过这个声音,要么就是他的影响力比我想的更广,要么就是在他之后有其他人也将阴郁的内容与强烈的风格结合了起来。一个意大利人不禁会由他想起Giorgio Manganelli和Carlo Emilio Gadda,但是对我来说,在《Zibaldone》的内容中长时间在场的声音,或根本的声音,出自塞缪尔·贝克特(他的小说)、艾米尔·萧沆,特别是——相像程度骇人,尤其在对人类行为之丑恶的狂热的反复演绎中——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奥地利作家)。下文是伯恩哈德作品《The OldMasters》中的人物雷格在反省绘画的价值:

“艺术,总体来说,不过是一种生存技巧。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个事实:艺术只是一种与世界及其可憎的方方面面竭力相处的努力,就连我们的知识分子也会被这种努力打动的。正如我们所知,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能借助谎言和虚假、伪善和自欺,雷格这么说道。这些图画就充满了谎言和虚假、伪善与自欺,如果我们无视那些通常备受赞誉的技巧,其中根本空无一物。所有这些图画展现了一个人彻底的无助,他无法接受自己,无法接受自己生活中的一切。这就是这些绘画的含义,这种无助感,一方面让知识分子感到尴尬,另一方面却让同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心慌意乱、泪流满面,雷格说。”

那么,我该多大程度地容许这种观念的相似性影响我的翻译方式呢?我能避免它吗?我是不是把莱奥帕尔迪代入了对伯恩哈德的阅读,还是说,伯恩哈德的风格和态度确实出现在《Zibaldone》之中?我确信是后者。贝克特肯定读过莱奥帕尔迪,萧沆也读过,伯恩哈德读过吗?伯恩哈德受到了贝克特的影响,有时近乎照搬,他也受到了萧沆的影响。他可能读过叔本华,后者感到与莱奥帕尔迪有诸多相契之处,虽然叔本华不可能读过《Zibaldone》原作,因为这本书在他逝世后才出版。不过,我越想越觉得伯恩哈德到底有没有读过莱奥帕尔迪并不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基督徒那套支配西方世界的乐观社会主义,这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温和否定的态度,是如何自然而然地在一些作家心中投下了反叛的种子,这些作家以其激烈的文辞坚决揭露任何幻象。

如果,作为译者的我——正如《Zibaldone》全作的译者做的那样——出于对作家缜密思维的情有可原的敬意,将注意力完全放在莱奥帕尔迪遣词造句的语义和语序上,那么原文中那种痛斥的节奏就很大程度上流失了,那种节奏内含有对任何一丝妥协的排斥,执着地坚称事情确实糟糕得无以复加、世界确实是“实实在在的虚无”、人类(特别是现代人)“完完全全无可救药”。毕竟,英语语言中执着的节奏感的表达与意大利语大相径庭,而莱奥帕尔迪的句子有一种果决的能量,不耐烦地甚至是冷酷地层层推进,频繁重复、论述冗长,漫长的列举时不时被突兀的“etceteras(等等)”猛然掐断(我的Word软件在《Zibaldone》全文数出了8738个etceteras)。下文是他在探讨两个职业相同的人几乎不可能有真挚的友情:

“比方说,抽象设想中的完美友谊对于人类的本性是矛盾的、毫无可能的,而在同侪之间,即便要形成普通的友谊也很困难,这种关系罕见又短促,等等。

席勒,一个伟大的人,对歌德抱有敌意(毕竟,同业的人不仅不能成为朋友,在他们之间还有比不同业的人更多的怨恨),等等、等等、等等。”

在我看来,就算译者将他的语义翻译得完全正确,如果没有成功传达出他那种情绪化的伯恩哈德式紧迫感的话,语义的正确或可读性几乎彻底失去了意义。重要的是,他表达悲观立场所使用的节奏强调、夸张和执着感,在强化了表达效果的同时也带来了安慰,甚至显得滑稽。莱奥帕尔迪不是不清楚在负面描述中获得快感有多怪异,下文是最让我想起伯恩哈德、又最让我抗拒他的段落之一,开头是对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的引用,迪多女王宣称她将抱着前仇未雪的遗憾死去,但她死得心甘,莱奥帕尔迪思索道:

“在这里,维吉尔想要表现出(这是种深刻、微妙的情绪,只有这样一个阅尽人心、历遍悲欢的人才能感知到)心灵在沉湎于自身的沦落和苦难中获得愉悦,还要为自己勾勒出那幅图景,不仅是急切地这样做,是时刻在做、熟练地做、彻底地做;为了确保这些不幸毋庸置疑是极端的、无穷无尽的,山穷水尽、不留余地、毫无任何挽回的希望的,心灵甚至会努力扭曲它们(只要心灵做得到),认识或想象它们,并如此说服(且确保一定说服)自己;简单来说,看着、强烈体会着自己的个人悲剧千真万确是壮烈而完美的,各方面都无懈可击,通往希望和慰藉的门全都紧紧上锁……心灵从这一切中获得愉悦,此人就能独自守着自己的悲剧了。这些感觉在极度绝望的处境中就会产生,你品尝泪水带来的稍纵即逝的愉悦(想象你忧郁到了极点并且享受这种想象),还有灾难等等,有时甚至从一开始、从第一缕情绪、从刚一听到事情发生等等就开始品味。”

莱奥帕尔迪有而伯恩哈德没有的,是大气地轻描淡写那终极的“etcetera”,这个etcetera削弱了特定文本的戏剧性,又戏剧性地强调了整个人类处境的恶劣。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凌晨三点五十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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