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评论英译

笔记：blue

4.10

读者和意义：

文学能力这个概念强调读者（和作者）在与文本接触时所具有的隐含知识：读者按照哪一种过程对文本做出反应。

对读者和他们理解文学的方法的思考已经引出了“读者反映批评”的理论，它声称文本的意义就是读者的体验，包括犹疑不定、揣摩猜测和自我修正等。（如果一部文学作品是根据读者理解的一连串行为构思的）那么对这部作品的解读就可以使关于这种理解和行为相碰撞的故事：利用各种程式和期待，设想出各种联系，各种期待被推翻或得到验证。由此，解读一部作品就等于讲述一个关于阅读的故事。

一个人能够讲出的关于作品的故事是由读者的“期待视野”决定的，对作品的解读就是期待视野提出的问题的回答。能够影响期待视野的因素有性别等等。

解读：

解读最终都会涉及一个“关于”的问题，它表示的是文本承载的主题（这个“主题”并不是指作品主要反映的命题，而像是无数关联之一），这个主题不需要是作家主动加入的，它可以是文本被动反映和关联的。从解释学的视角看，文学批评派别和理论研究方法在一部作品中发现不同的主题，马克思主义发现阶级斗争，心理分析发现恋母情结，女权主义发现性别关系。

以上理论刚开始不是解读文本的方法，只是强调各自角度的重要性和存在感。由于这种解释学方法将文本转变成一种目标语言，重要的不是你得出什么结论，而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如何使文本的细节与内涵与你的答案（分析得出的主题）相关，所以它也具有诗学特征。

那么如何在各种解读中进行选择？其实没有办法去确定一部作品是绝对关于什么的，无法确立唯一的主题。文学研究机制的活力是建筑在两个事实上：1.这类争论永无止境；2.必须论证文本是如何支持假设的。（这样，你做出的假设/答案/主题才具有合理性和相关性，和曼德尔施塔姆谈作诗时提到的“相关性”相像）关键是：什么能决定意义？

意义、意图和语境：

是什么决定意义？有以下几个猜想：

文本的意义就是说话人的意图。（进行文本解析时最广受接受的理论，“作者的意图是什么？”）

文本的意义是语言自身的产物。

文本的意义由语境决定，它不是能被孤立决定的，是由整体的建构决定的。

文本的意义由读者的经验决定。

由纷繁的猜想可知，文本意义不是由任何一个单一因素决定的。根据文章《关于意图的谬误》可知解读一部作品并不存在绝对的权威——作者，因为一部作品的意义不取决于作者的意图，而取决于他表达的文字方式，是脱离了意图将作者的个人处境和历史环境相联系的产物，所以该理论不注重后人对作品的反应，强调作品对当时代的对应和针对性，其实也是一种将作品与作者和作者的环境相绑定的理论，读者并不具有宽松的解读权力。

为意图决定意义这一观点辩护的人认为，如果否认这一点，就会把读者置于作者之上，任何解读都能畅通无阻。事实是，一种解读不可能随便成立，它必须被证实，得到文本的支撑，说服别人自己具有相关性和正当性。如果一部作品具有激发无穷猜测、支撑无数答案的力量，不正说明它拥有超脱于单一和瞬时的广袤而永恒的魅力吗？而且，即使否认意图决定意义，作者的陈述也至关重要，这份陈述让读者在各个猜测之间做出取舍时为其中一个答案添加可信的砝码。

意义既是一个主体的（阅读）经验/体验，又是一个文本的属性。文本的意义诞生于读者、文本与作者相互的交流之中，好比一场谈话的意义不在于其中任何一个人提出的任何一个观点，而在于不同个体的思想交互过程之中。如果非要给意义加上一个精准的程式，那么可以说意义由语境限定，而语境没有限定。我们可以把理论话语引起的关于文学解读的主要变迁理解为语境的扩大，扩大的语境就好像范围扩大的手电筒，更多的意义随之暴露在灯光下，但是意义在光亮所及之前就存在，还是仅仅存在于光亮也存在时？不得不说，意义是人对某个客体的反射，是人们以为从客体上反映出、收获到的，如果没有人这一接收体，作为反射和回馈的意义就不复存在。可以说，语境扩大实际上繁衍了意义。（作为作者，怎样使自己的作品具有耐人推敲的多面结构呢？）

解释学经常被区分为两种：恢复解释学和怀疑解释学。

前者力图重新建构产生作品的原始语境（包括作者的意图和作品在创作年代时的含义），后者力图揭示文本可能依赖却未经验证的假设。前者让读者接触文本的原始信息，后者某种程度上否认了作品的权威性，而去推测作品本身不自知的参与因素。前者可能会因局限于离后世读者相去甚远的原始信息而缩小文本的力量，后者反而能够突破作者及作者时代的局限为作品赋予时时更新、紧密联系历史的意义，即使在这个过程中会违背或偏离作者的初衷。

另外一个区分是以下两点：1.文本的内容本身值得重视；2.“表征型”解读，把文本作为非文本东西的表征，而那个更深层的非文本的东西才是意义的真正来源，比如作者的童年阴影、时代的社会张力等等。表征型解读忽略对象文本的个体性和特殊性，将其当做非自己的表达符号，一个整体现象的例证。这种解释学对于诗学来说是有价值的贡献。

第五章修辞、诗学和诗歌

诗学：通过描述程式和解读程式（使程式成为可能的解读活动）来说明文学效果的尝试。

修辞学：建构具有说服力的有效话语的技巧。

诗学与修辞学关系的历史发展：

亚里士多德将两者分开，认为修辞学关键在于说服（建构合理的达到目的的话语），诗学关键在于模仿和再现（尽量接近于自然）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传统将二者融为一体，修辞学是雄辩，诗学是教谕和感化，能够达到教谕感化效果的当然是雄辩，因此两者就密切相关了。

十九世纪，修辞学沦为狡诈的目的性强烈的伎俩，而诗学是直抒胸臆的真诚活动，两者截然对立。

二十世纪末，修辞学才被作为对话语的建构能力的研究得以重振。

诗歌与修辞学相关，它是运用大量修辞、极富感染力的语言。诗歌受到攻击和排挤的缘由，往往是它通过虚假矫饰的手段获得过强的煽动性；亚里士多德肯定诗歌的原因也不在于修饰性而在于模仿性，他认为诗歌为释放激情提供出口，也是通过模仿进行认知的经验，因此可以说，诗歌是一种有益身心的排解感情的方式，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亚里士多德看待诗歌的方式与某种精神生理学相关。然而诗学确实可以看做是修辞学的延伸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