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评论英译

一个大学生，一个工人群体
作者：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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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参加摘山楂的活动之前，我们已经开过两次讨论会，阅读过资料、做过讨论。而当我坐上开往平谷的公交车，文字知识在我的脑海里却淡去了，只感觉到城市建筑物的簇拥退潮一样越来越远。在车上昏昏沉沉睡了一段时间，又换乘一次公交才到了目的地，景色的变换有种并不戏剧化却不容置疑的过渡，好像从繁茂的向阳面一点点滑到了背阴，街道色调贫乏，只有广告牌的色彩——城市的渗透——能惊醒眼球；大片田野在风中无所谓地晃动草叶，好像没人催它熟就干脆不熟了。作为真正生养生命的场所，这里看起来反讽地贫瘠。我一边打量一边琢磨这里与市区内有什么不同，然后逐渐想道，这里没有城市的招摇和炫示，沉默得像个高举着孩子的老父亲。
在老师领我们去山楂园之前，我们成群结伴地逛了逛“工友之家”内部，没走几步就到了头，只有几栋整洁的小楼。走到一片木栏环围的菜畦园圃，门口有一小匾，看去古色古香风雅得很。可在这里用“风雅”一词就很不自然，似乎这个词本来就有些不自然的东西，我有意识地转换自己习惯的思考方式，不去想到相关的诗句，把它只当个种菜的园子：种菜是为了吃用，不是为了田园牧歌。去山楂园的路上也有人说：就像以前春游一样！说得我心头飘，又落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那种怡然雅兴去了。可是不，我不是来春游的，甚至也不是来采山楂的，我来是为了发现、面对和考量。这田野首先不是别的，是土地：长出食物，长出了人。（城市？——“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我后来才回过神，领我们摘山楂的大哥是孙恒，他旁边那个裹着桃红袄子的阿姨是（怕冷的）吕途老师。孙恒大哥给我们介绍了山楂园的运作模式，也种桃子、核桃等等。顾客提前下订单保证了果园的销量，又能使消费者与生产者共同承担风险，这是个提高小农经济稳定性的方法，农民依凭土地发展种植业的两大风险——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这个办法算是顾全了，直接削减了前者、也降低了后者对农民的打击。可是我不得不怀疑这个方法的适应性与延续性：首先，消费者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吗？一个消费者选择这种消费模式的理由是什么？现有消费模式给予他更大回旋的余地、更高的性价比，也不需承担任何风险。一句话，这种共担风险的消费模式需要消费者为经营者“让利”，又有多少消费者情愿？即使这种模式有更强大的社会效益，有多少消费者会考虑社会效益？在纯粹是趋利避害的市场运作中，这种模式至少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扩张、无法实现大量积累的。其次，孙恒大哥说这个园子采用的是生态种植方式，尽量少用化肥农药，培育更加健康的蔬果、实现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发展。愿景是美好的，我认为这确实是农业发展的未来方向，可是问题依然鲜明：别说大量消费者是短视的，他们从卖相、价格看到口感就打住了，而这种种植模式在三个方面都无法占有绝对优势，不用化学农药带来的病虫害、恶劣气候打击、更加自然生长的不定性等等都会影响到水果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生态种植模式对环境的影响却需要很长的周期才会显出效果，部分消费者干脆就认为生态效益是不相关的，就算相关也是无法求证的。所以在消费者眼里，这种种植模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好处却是遥远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甭管他们要过多久才因为摄入大量有害化学物质而被诊断出癌症，至少在交钱拍板的那一刻，他们选了更便宜、更好看、产量更稳定的普通种植模式的水果。我绝不是在冷嘲热讽，这个模式的效益确实更加全面、长远、有益，奈何市场的固有特征决定了它选择片面、短时、弊大于利的。我得知了工友之家获取收入的一些渠道后更加担忧了，工人们自己没有多少剩余收入，艺术团巡演的收入肯定相当有限，政府的支持、社会各界人士的资助都是不稳定的外来的经济来源，随时可能切断，就连低价售卖捐赠衣物的收入也都要以衣物捐赠为前提，一切都显示着不利于长期发展，更加不利于长远事业站稳脚跟。
为什么工人群体的发展那么艰难？因为他们是字面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很少甚至没有剩余积累，没有经济力量。要置办自足的事业需要资产，而资产又从何而来？在建立事业的过程中，还要注意规避对立方那种无情却最快速盈利的运作方式，这使得一切变得更加困难。我由山楂园想到的是，除了在资本雇佣下打工，工人群体能否发现一种新的自立自足的经济生产方式？回归农业是一种尝试，因为“土地”是这些“无产”者为数不多的资产，只是现在农业盈利甚微，其他用土地的行业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建筑等）和某种自然条件（采掘等），因此这份资产形同虚设，不过工友之家建起山楂园也是一个必然有之的、利用土地资产盈利的尝试。潘毅老师的《大工地》提到打工者处于一种撕裂状态，一方面他们大部分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脱离了农村这一旧有的生存环境，投入工业工厂的运作之中、生活在大城市之内，另一方面，在外界的身份界定上他们仍旧是“农民工”，不为他们打开在城市生活的方便之门，也没有给他们的工作以足够的劳动保障。这里有三个问题：第一，打工者是不是一定要留在城市？农村农业有没有可能逐步发展为这个群体一条可行的退路？如何使农业这一基础产业恢复它曾经的生命力？第二，如何督促各个城市内各行业给予工人应有的保障和权利，如何让政府着手为工人正式迁居城市作制度和设施等方面的准备？第三，如何让工人们摆脱被动的外界认定，培养自觉意识、懂得自主行动，并将自我身份认同昭告外界，进一步取得与其劳动匹配的地位？提出问题很简单，这是公认的，要回答却很困难，不经过实践的尝试所回答的问题也很少奏效，更别说我没有深入了解过哪怕一点政治经济领域的东西，但我愿意冒险作出一番多半谬以千里的推论，权当尽一份思考推敲的责任。
前两个问题可以简化成一个“农村”与“城市”的问题，但并不是说工人群体只能择其一，恰恰相反，最好是两条道路都能打通，给他们更多可供选择的生活空间，也能形成一种健康、通畅的良性流通。但是就农业而言，以其为积累之主要方式不太切合实际，毕竟现在大多数农业种植、养殖业都没能赶上现代平均生产水平，让它自发运作难以获取足够的利润，单靠农民、工人群体的努力也不可能实现生产效率根本上的飞跃，非得有国家资金、技术、管理的干预不可，也非要有资产投入不可，这资产必须至少从工人在城市的劳动中得到一部分。也就是说，工人暂时没办法脱离资本雇佣关系，只能在这种关系中走完一个积累的过程，就算农业终于能够供给这个群体的生存需求，工人也不一定要“摆脱”资本雇佣关系，因为这种关系不应该被妖魔化，它只是需要完善和监管。如何去校正？这是最难、最具体、最说不清的，不过一个或许可行的思路是，一定要分离出一个独立于资本运作的机构，无论机构的管理者是政府还是工会。企业对工人的剥削，来自于两方利益上的不可调和，在吕途老师的《中国新工人的迷失与崛起》中，一些工人表示理解老板种种非法谋利行为，“如果我是老板我也这么做”。归根究底这是利益冲突的问题，任何一方占上风都会通过挤轧对立方的获益空间来最大化自己的利润，因此必须避免任何一方成为交易关系的主导者，要么就引入第三方的介入（政府）要么就平衡两方的权力（让工人机构参与交易过程的监管并持续反馈）。这肯定不是个新提法，但是这种思路无法真正落实的原因，除了政府实施环节的困难之外，还有工人群体本身的问题：长时间以来，工人群体是一个“被代表”的群体。不是没有为工人发声，是这些发声者都不是工人自己，无论是政客、文人还是媒体工作者，他们都是从自己的职业需要和视角来看待工人群体，到头来他们并不与这个群体的利益休戚相关，也就少了一份紧迫感，更少全面、具体、真实的亲身体会。工人自我发声的缺席，一方面使这个群体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实打实的重视（注意，是“实打实”的重视），没有话语权就没有影响力，没有影响力就会被简化成符号、被缩减至边缘，即使“被代表”的言论掀起波澜，也更可能沦为一种理论上的重视、意识形态上的自圆其说；另一方面说明工人群体整体上尚未成熟到足以运转一个正式机构以维护自身权益的程度。积极发声、更清晰和响亮地发声，能够摆脱“被代表”，自己代表自己，明确有力地表达诉求，能真正引起重视；这种发声也有利于工人未来的自我管理和自我保护。潘毅和吕途老师的两本书里似都提到了“去阶级化”，现在大众对于阶级话语的使用非常敏感，工人的表达一定要使用阶级话语吗？那样也许会很有力，但已经几乎为主流反感，《大工地》就因暗含有重拾阶级视角的意思而受部分读者诟病，可见采取阶级话语很可能是兵行险着，呼唤对新现象的注意却采用过去的、被许多人反感的“旧话语”，这不一定是有利的。
我们把第二个问题归结到“发声”，也就来到了第三个问题：工人的自觉意识。吕途老师在下午给我们做讲座时曾详细介绍了工人大学的教学内容，其中第一单元就是“工人文化”。乍一听我觉得很吃惊，因为我以为工人最迫切需要的首先是法律知识、经济知识，这种普及课应当是首要，工人文化反而是很抽象的、没有切实帮助的理论知识。可是转念一想，这门课排在第一是相当长远的安排。吕途老师等人所做的一切，是要增强工人的力量，但是只增强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这样没有实质上的撼动作用，要把许多个人力量聚集成一股，这个整体才是最强大的，“团结”是工人群体绝对需要的一个概念和精神，他们在经济状况、精神体验和诉求等方面是高度一致的；“工人文化”还关乎工人群体的历史发展，这能增强工人的群体认同。一言蔽之，第一单元讲的是“我是谁（谁是我的同类）”“我从哪里来（工人群体的历史变迁）”，强调个人与群体的共鸣感和归属感。第三单元“劳动价值”、第六单元“社会性别”也属于一种自我身份的发现和辨明。第二单元“团结经济”、第四单元“劳动权益”、第五单元“乡村建设”则属于“我要到哪里去”的内容，尝试为工人指出一条发展方向。另一件使我乍听吃惊的事，是吕途老师介绍工友之家的建设过程，休息娱乐到教育提高面面俱到。说来好笑，我脑海中原本浮现的是各种苦大仇深的景象，但是吕途老师描述的却是一个听起来非常理想的文化社区：运动、放映电影、广场舞、合唱团，也有图书馆、工人大学、文学小组、艺术团、兴趣小组……说实话，一个大学面对这么“五脏俱全”的文化互助社区也要自愧弗如。我的想象与现实会有这个落差，是因为我的对工人们的印象是刻板的，我也不知不觉地把他们当成了一个阶级符号、群体符号，但他们都是活生生、有情有意的人，用任何理论话语都不能概括他们的个人体验。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新工人的迷失与崛起》一书尤为可贵，它没有一些学者夸夸其谈、动辄就搞整体设计的腐气，而是踏踏实实地反映了新工人群体的经历与体会，其中不少例子改变了我先入为主的看法。原本我着重关注的是这个群体的经济困难和工作中遭遇的不公平现象，这本书给我敞开了更丰富的角度，比如工人们对单调工作的厌烦、对无望的未来发展的焦虑、对儿女教育的担忧，等等。有些人可能像原来的我一样把工人群体想象成一心只想谋生计的勤勤恳恳凄凄惨惨的形象，就连《大工地》也有意无意地多次把他们形容成“凄惨”（这一词语在书中反复出现），这本来无可厚非，因为他们确实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但是这个词语过于强调处境的恶劣而忽视了主体的反应。一些工人其实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甚至买了房子，仍然感到苦闷，这是我们原本料想不到的。他们是工人，却不是毫无追求的、不是平板乏味的、不是感情冷淡的，他们也会渴望更加有趣、有挑战性、能提高技术的工作，他们也会偶尔梦想一些富有浪漫色彩的职业：当歌手、当作家，他们因为不能与儿女团聚或没有给予孩子应有的教育而忧心焦虑。他们是一个处境特殊的群体，可是与其他人也没有什么不同，有追求和梦想，有对家庭的爱、对归属的眷恋。甚至——说起来会有一些人嗤之以鼻——他们也有和别人一样的审美需要和精神追求，他们也需要美丽的衣饰家具，他们也需要被歌曲和文学作品打动。吕途老师在书中对工人们各个侧面的展现，还原了他们的真实。如果说其他学术专著给予他们一种或多或少带着研究者高高在上的姿态的关注，《崛起与失落》这本书给予他们的是个人对个人、同志对同志的尊严、友爱和体解。
“那时我就想啊，我们做这个研究有什么用呢？研究就研究了，好像也帮不到他们。……有人做研究，就只为了自我的满足，或者为了生计。”这番话让我想起以前我与亲戚的对话，那位亲戚是大学教授，有时给我看一看他带的硕士生的论文，我自己也喜欢在知网上搜罗各种感兴趣的学术文章。有一次我问这个亲戚，“你们写那么多论文有什么用吗？”他怔了一下，迷迷糊糊地说：“……唉，总会有什么用的吧！”我立马就意识到，这群整天搞研究的人，并没有将研究投入应用、也没有在研究中结合应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其中部分人似乎觉得研究不应该被应用的需求影响太过，不然就是被功利化了、就失却了学术的纯洁性了。可是完全无用的东西，不是什么纯洁的学术，只是彻头彻尾的废品而已。我听到新工人艺术团的音乐时，我的态度也是矛盾的，起先我不赞同在音乐中暴露出那么强烈的诉求立场，可是我渐渐对自己愤怒，觉得自己虚伪：他们过着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感受，现在要有个渠道发泄出来，我凭什么用自己“对艺术的看法”来评判他们的艺术、评判他们的声音？许多那一首《你和这世界不是一场苟且的爱情》唱得好：“唱歌不为图风流/唱歌本为解忧愁/唱得忧愁随水流/唱得云开见日头！”我和一些背景与我相似的人一样“图风流”，学术要超脱、自由、纯洁，艺术要精美、复杂、深奥，这其实都是用我们自己的视角约束了普适共享的概念。本段开头引用的吕途老师的话，真是戳到了我的痛处，如我一样的大学生、硕士、博士或随便什么士，不也有许多人仅仅将学术和艺术当成一种自娱的手段吗？这个世界，确乎是折叠的，每群人都有自己的视角、自己的局限，“知识”一词本该富有冲破桎梏、突破束缚的探索精神，如今却成了某些有知识群体区分阶层、固步自封、风流自赏的工具。有些生活富足的人选择性失明，（宁愿）以为全世界都生活得和自己一样好，生活艰苦的人稍微出个声，他就大骂别人小题大做；有些搞研究的人钻研社会现象，写了论文，评了职称拉倒，社会现象丢到脑后去了。前者是对整体的现实只有断裂的认知，后者是通过学术（有些人通过艺术）将不公的、丑陋的、残酷的社会现象给包装了，就像希腊英雄从盾牌里看墨杜莎就不会变成石头，一些学者逃避了良知和责任感的折磨，两者都是不完整的、拒绝直面的。人类存在了那么长时间，又加速共同发展了这么多年，必须得承认现实还是很糟，还是不那么美，所以要去面对、要去解决问题，要去认识完整的真实。我和弹着吉他的许多、与全场的听众一起高声唱一叠声的“我呸”，是我在吃力地兼并身为学生之前从未接触到的陌生版图，这片土地、这个人群、这种痛苦、这种愤怒我不熟悉，他们不一定有高尚的美德，他们不需要被夸张成悲剧，他们就是他们，真实存在着，所以我需要去承认他们的存在，无论这与我过往接受的教育、接触的世界有多大的断层。假的不是他们，是我们本以为就是全部的那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