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t you see the path I've chosen/Won't you hold my hand until it's over."

【翻译】俄国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访谈翻译(二)——生活、写作

#论如何独自过节#

(我今天一天居然翻译了9400多字,中间还刷了微博、看了书、看看视频、睡了两个多小时午觉。不过,毕竟是很简单的内容……)

接上

(二)

 

访:你一点没预感到自己会去西方?

布:噢,一点也没有。没有一个俄国人会有这种预感。你生长于一个很受局限的领土,余下的世界只具有纯粹的地理学意义,是一种专业知识,不是现实。

 

访:你离开俄国后去了以色列。

布:我必须得去以色列!我接到的通知书要求我去以色列,但我不想去任何地方。我在维也纳下机,在那里与来自密歇根大学阿迪斯出版社的卡尔·普罗夫(美国出版商、学者,俄国文学译者,阿迪斯出版社的创始人之一,该出版社为苏联之外最大的俄国文学出版社)见面。我从飞机里往外看,最先看到的就是他在平台上高大的身影,我们朝对方招手。我走出去后他问我的第一件事是,“好了,约瑟夫,你想去哪儿?”

   我说:“老天,我一点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明白自己永远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但是去哪里,我毫无头绪。唯一明确的是我不想去以色列,我不懂希伯来语,虽然懂一点点英语。

   再说,我也没有太多时间考虑。我甚至不相信他们准许我离开,我从不相信他们会把我送上飞机,在我上了飞机之后,我也不知道飞机是往东还是往西。

 

访:卡尔·普罗夫是不是想把你劝去美国?

布:我告诉他我没有任何计划时,他说:“嗯,你来密歇根大学怎么样?”其他邀请来自伦敦和索邦(索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的前身)。但是我决定道:“这是个大变动,就让它再大点儿吧。”那时候英国流放了大约150个间谍,我就想:“这还不是全部,对吧?”(大笑)我可不想被英国剩余的苏联安全局成员骚扰,所以我去了美国。

 

访:那时候奥登真的在维也纳吗?

布:奥登不在维也纳,但我知道他在奥地利,他经常在克切斯特滕(Kirchstetten)消夏。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他。我从俄国带出来的只有这么些东西:我的打字机——他们在机场为我一个键一个键旋开,这是他们道别的方式——还有一小本现代图书馆出版的邓恩诗集,以及一瓶伏特加,我打算如果去了奥地利就把伏特加送给奥登,如果没去成就自己喝。我后来从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了第二瓶,他叫托马斯·文克洛瓦——是一个杰出的立陶宛诗人——他给了我一瓶立陶宛酒。他说:“如果见到了威斯坦(奥登)就把这瓶酒给他。”于是,我就有了两瓶酒、那部打字机还有邓恩,加上一点衣服,只有内衣。就这么多了。

   在维也纳的第三或是第四天,我对卡尔说:“威斯坦·奥登可能在奥地利——为什么我们不去找他呢?”反正我们除了去剧院和餐馆之外无事可做,我们通过安飞士(国际租车品牌)租了一辆大众车,搞到了一张奥地利地图,然后去找他。问题是有三个克切斯特滕,我们挨个去了一遍——两个地方之间隔了老远——最后找到了奥登的街,在那里找到了他。

他很快就开始给我极大的关照,突然一下,所有寄给我的电报都由奥登转交了。他大概是想把我安顿好,告诉我在这里那里见这人那人,等等。他给伦敦的查尔斯·奥斯本(小说家、诗人、剧评家、记者,《伦敦杂志》助理编辑)打了电话,让我得到了1972年的国际诗歌节邀请。我和威斯坦在伦敦待了两个星期,住在斯蒂芬·斯彭德(见前注)家里。

大体来说,因为在那八年里我对英语诗歌的了解就和对俄语诗歌一样多,我对那些场景颇为了解。可是总有例外,比如说我不知道威斯坦是同性恋者,不知怎的我漏过了这一点。倒不是说我很在意这个。不过,我来自俄国,俄国差不多就是个维多利亚时代(以道德观念强烈为特征)的国家,这本该让我对威斯坦的态度有微妙的转变,但我觉得没有。

我在伦敦呆了两周,然后就飞去了美国。

 

访:你与诗歌世界的联系加强了,你与赫克特(安东尼·赫克特,美国诗人)、威尔伯(理查德·威尔伯,美国诗人)、沃尔科特成为了朋友——

布:我在洛威尔的葬礼上遇到了德雷克,洛威尔曾经跟我谈起过德雷克,还给我看了一些令我眼前一亮的诗作。我一边读一边想:“唔,又一个好诗人。”然后他的编辑给了我一本诗选《另一种生命》(Another Life),这部诗集令我深深震动了,我意识到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大作家。他是一个在英语诗歌中可以与,呃,弥尔顿(英国诗人,代表作《失乐园》)媲美的人?(大笑)唔,更精确地说,我会将他放在马洛(英国诗人、剧作家,与莎士比亚同年出生)和弥尔顿之间,尤其因为他写诗剧的倾向和他的气势。他简直惊心动魄!评论家想把他说成西印度群岛的地区代表诗人,这是一种罪过。因为他是一个最为宏大的诗人。

 

访:俄国作家怎么样?

布:我不太确定自己对谁的反响更强烈。我记得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是在我十九二十岁的时候。他没有得到出版,现在仍然未被广泛地出版或给予关注,无论在评论界还是在私人圈子中,除了在朋友们之间,也就是说除了我的圈子之外。对他就算有些微了解也极其有限。我记得他的诗作对我的影响,那影响仍然存在,有时阅读他令我目瞪口呆。另一个诗人不仅改变了我对诗歌的观念,还改变了我看世界的眼光——和前者是一回事,不是吗?——那就是茨维塔耶娃(俄国女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我个人对茨维塔耶娃感觉更亲切——对她的诗学、她那我从未得以比肩的技巧。我接下来要说的话非常不谦虚,但是我总是思量着:“我能做到曼德尔施塔姆那样吗?”我有好几次觉得自己成功地模仿了他。

   但是对茨维塔耶娃没有。我不觉得自己能够哪怕接近她的嗓音。她是那种独一无二的诗人——如果你是个行家你就会这么想——我决心不妄想与她竞争。

 

访:(她的)哪种特质会既吸引你又令你失望?

布:(她的)特质从不让我失望。首先她是个女人,而她的嗓音是俄语诗歌中最悲剧性的嗓音,不可能说她是最伟大的作家,因为其他人会提供对比——卡瓦菲斯(希腊诗人)、奥登——但我个人格外受她强烈的吸引。

   很简单。摆在眼前的是极端悲剧性的诗歌,不仅在主题上——这尤其在俄语领域中并不少见——还在她的语言、韵律中。她的嗓音、她的诗歌,几乎让你知道或感到悲剧就蕴含在语言本身之中。我下意识地决定不与她竞争的原因是——一方面,我知道自己必输无疑。毕竟我是个完全不同的人,还是一个男人,对于男人来说以最高音来说话是不得体的,但是这并不代表我把她归入浪漫、痴狂的类型……她是个十分黑暗的诗人。

 

访:她能唱得更高却不会破音?(She can hold more without breaking?)

布:对。阿赫马托娃曾经这样评价她:“玛丽娜以八度音末端的高音C开始她的一首诗。”要把一首诗维持在尽可能最高的音高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她就能做到。人类对折磨和悲剧的承受力极其有限,这种有限,就像一头奶牛不能产出两加仑以上的牛奶,你也不能从一个人身上挤出更多悲剧。所以,在这个角度上,她对人类戏剧的体认、她悲痛欲绝的声调、她的诗学技巧,都绝对是惊世骇俗的。我觉得没人能写出更好的俄语诗歌。无人能复刻她的语调,那种悲剧性颤音和振动。

 

访:你是渐渐理解她的诗歌呢,还是一夜时间就受到了触动?

布:不,是从皮毛开始的,一个朋友把她的诗作给了我,就这样。

 

访:在你的诗歌中,你的声调相当孤立,没有一丝人类交往的热度。

布:是,事实就是这样。我在1962年第一次把自己的一些诗歌带给阿赫马托娃时她就是这么评价的,你说的和她完全一样,字句不差。我猜这就是它(我的诗歌)的特质吧。

 

访:诗歌浮现时,你是否能——以局外人的视角——意识到它们发展、运动的可见轨迹?

布:不能——我唯一意识到的事情就是,我想让它们和我以前读过的东西与众不同。因为一个人不仅回应他读过的东西,还回应他写下的东西,不是吗?所以每个进程都是一种区分和背离。如果其中有某种能辨别的线性发展,那反倒让人有点惊奇了。

 

访:你写的地方似乎都不是你停留了很久的地方,你有没有为纽约或威尼斯写过什么?

布:我觉得自己没有为纽约写过什么东西,你对纽约无能为力。而威尼斯——我写过很多。还有像新英格兰、墨西哥、英格兰、旧英格兰之类的地方——一般来说,当你身处异地,地方越陌生越好——它能锐化你对自我的认知,比如布赖顿(英国避暑胜地)(大笑)或者英格兰的约克镇。你在陌生的背景上,将自己看得更加鲜明,这是在你的处境之外的生存,就像处于流放。好处之一是你能甩掉许多幻象,不是关于世界的幻象,而是关于自己的幻象。你辨认出了你自己。我在美国时,对于自己是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清晰理解——由于那种孤立处境。我喜欢孤立这个概念,我喜欢这种现实。你意识到何为你……这不意味着获得这种知识总是值得的。尼采用了太多词语去表述:“一个被自己遗弃的人,只好和自己的愚蠢为伴(A man who’s left by himself is left with his own pig)。”

 

访:我要这样赞扬你:读完你在诗中对任何一个地方的描述后,我瞬时的反应就是永远不想去那里。

布:妙极了!(大笑)如果你写下来的话,我就永远申请不到一个广告业的工作了。

访:你在书与书的出版之间隔了那么长时间,是故意的吗?

布:不算。我不是个职业作家,我不太喜欢一本接着一本写,那样有点卑鄙的成分,不是吗?

 

访:你在苏联的家庭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布:他们大致了解,觉得我在教书,而且多多少少在心理上(如果不是在经济上)交了好运。他们尊重我成为一个诗人,虽然一开始并不喜欢这样。十五年来他们恨透了这个,不是吗?(笑)——但是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恨呢?我觉得我自己对此都不是特别开心。阿赫马托娃告诉我,当她父亲知道她要出版一本书时,他说:“好吧,只要做到一件事:不要玷污了我的姓。如果你真要做这行当,那就想个笔名。”

   对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开小飞机,在非洲某个地方当个飞行员,而不是做这个。

 

访:你怎么看写散文?

布:我热爱写英语散文。对我来说是一项挑战。

访:是一种苦工吗?

布:我不把它当做苦工,不过肯定是一种劳作,但几乎是一种爱的劳作。如果别人叫我写俄语散文,我不会那么热衷的,但是用英语写就是一种极大的满足。我写时会想到奥登,他会怎么说——他觉得一文不值,还是让人愉悦呢?

 

访:他是你的隐形读者吗?

布:奥登和奥威尔(乔治·奥威尔,英国小说家和散文家)。

访:你有没有试过写任何一种体裁的小说?

布:没有。嗯,我还年轻的时候曾经试着写一部小说,我以为自己写的是现代俄语写作的一大突破……幸好我再也没看到它。

 

访:有什么事情会让你惊讶或震惊?你每天早上醒来如何面对这个世界,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又来了”还是别的什么?

布:世界肯定不会让我惊讶了。我觉得世界只有能力做到一件事情:扩散罪行。这似乎就是时间的作用。

访:你有没有这么想过,时机一到,人们就会在意识上达成一次巨大飞跃?

布:我压根不相信意识的巨大飞跃。

 

访:只有恶化——只有这样吗?

布:嗯,与其说“恶化”不如说“荒废”。也不能完全说是荒废。如果我们线性地看待事物,状况看起来确实不太好,不是吗?唯一让我吃惊的是,在现有处境之下人类体现正直和教养的频率之高,因为目前的整体处境极端不适合任何正直和正义。

 

访:最终你是否成为了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看起来是很矛盾的。在你的某些诗作中我感到了苗头。

布:我不相信理智的无限力量,或者理性的力量。我相信它,只是因为它能将我带到非理性——这就是它对我的作用,让我能跨越到非理性。它会背叛你,会让你感到片刻的慌张,但正是那里会出现启示——不是说你能引发启示。但是我至少得到过两三次启示,或者说,至少它们曾降临在理性的边缘并留下了它们的痕迹。

   这和任何一种特定的宗教信仰没关系。整体来说,我选择不诉诸任何正式的宗教仪式。如果我对至高存在有任何概念,我将其当做一种绝对任意的意志。我有点反感作为基督教基础的那种杂货店心理学:你做这个,就会得到那个,是吧?或者更夸张:神拥有无限怜悯。这基本上是拟人论。我更赞同旧约里那个惩罚你的神——

 

访:非理性地——

布:不,是任意地。我甚至更加赞同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诞生之前在中东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古波斯国教,摩尼教之源,中国古称“拜火教”)对神的观点,也许是最残酷的一种。当我们谈论到任意性时我更喜欢这种观点。在那个方面我比任何一个以色列的犹太人都更像犹太人,仅仅因为我相信——如果我还相信什么东西的话——任意的神。

访:我猜你已经对艾略特和奥登有了很多想法,他们对这些的……

布:一时之兴……

访:呃,一时之兴或是终极决定。

布:是,我确实想了很多。我必须说我更容易赞同奥登而不是艾略特,但是肯定会有比我聪明得多的人出来解释这两人的差别。

 

访:但是,从你得到的照片上看来,艾略特愉快地度过了晚年,而奥登却……

布:他过得一点也不愉快。我不懂。这暗示了很多事。以特定方式来安排你的生活,以求达到美好的结局,这——好吧,也许我太过浪漫,或者太年轻以至不能尊重这种事或者严肃看待它。重复一次,我没有那么幸运,在童年时期就有现成的体系摆在面前,对他们两人也是一样。所以我基本上自力更生。比如说,我二十三岁才第一次读《圣经》,你看到了,这让我犹如迷途的羊羔。我不会知道回归往何方,我对天堂没有一点概念。我在童年没有养成这种概念,但是那段时光首先还是快乐的,也正是在那时你们听说了天堂。我在俄国接受的是严厉、反宗教的教育,没有任何内容提到来世生命。所以,我想说的就是,我感兴趣的是程度——可知的任意性的程度。

 

访:你的巅峰时刻是什么——当你致力于发掘语言的深度?

布:这就是我们一开始的话题,如果对我而言有任何神灵,那就是语言。

访:有没有这样的时刻,你写作时全然是个旁观者?

布: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特别难。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觉得这是较好的时段——你深化、扩大某种东西时,你对某种你不知道其存在的东西握有权利,也许这就是语言将你带到的地方。

 

访:卡尔·克劳斯(奥地利作家)曾说:“语言是根占卜杖,探索着思想之井。”

布:(语言)是认知过程的绝妙加速器,这就是我珍视它的原因。听起来挺滑稽,因为我谈论语言时听起来就像一个该死的法国结构主义者。既然你提到了卡尔·克劳斯,至少其中有种区域性的东西能对付。好吧,他们有文化,我们有胆量,我们俄国人和美国人。

 

访:跟我谈一谈你对威尼斯的迷恋。

布:它在各个方面都很像我的故乡,圣彼得堡。然而最主要的是这地方太美丽了,你能够生活在那里而无需爱上谁。它是那么美丽,你知道自己生命中出现或创造的任何事物——尤其是单纯的存在——都无法匹敌它的美,它太过美妙。如果我必须选择另一个化身,我愿意成为威尼斯的一只猫,任何东西都行,只要是在威尼斯,叫我当老鼠都愿意。1970年我坚信自己要去威尼斯,我甚至想要搬到那里租一间水上宅邸的一楼房间,坐在那里写作,扔掉我的烟头,让他们澌灭在水中。直到钱快要花得干干净净,我就走进一间商店用剩下的钱买一份周六特讯,然后开枪崩了自己的脑袋(手指对准太阳穴,做出开枪姿势)。

  所以,我在1972年结束了安阿伯(密歇根大学所在地)的学期授课后,我能够自由地旅行了,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去威尼斯的双程票,去那里过圣诞。在那里观看游人很有意思,威尼斯的魅力让他们变得愣头愣脑的。他们一开始只知道逛商店来打扮自己——威尼斯有全欧洲最好的时装店——但是他们满身光鲜地再度出现时,人们之间、人群之中乃至周围一切都仍然有种不协调的东西。因为不论他们打扮得多亮丽、天性有多优良,他们缺少一种尊严,这种尊严的部分是衰落的尊严,是周围那些事物的尊严。这让你意识到人们用双手创造出来的东西比他们本身要好得多。

 

访:你在那里时有没有历史在脱落的感觉?这是那里的气氛吗?

布:是的,多多少少。除了那份美之外,我喜爱的就是那份衰落之感,那是衰落中的美,永远无法重现。就如但丁(意大利诗人)所说:“任何艺术品的首要特质就是:无法重现。”

访:你对安东尼·赫克特的《威尼斯晚祷》(Venetian Vespers)有什么看法?

布:那是本好书,不是关于威尼斯——而是关于美式的敏感。我觉得赫克特是位卓越的诗人。我觉得美国只有三个这么好的诗人,威尔伯、赫克特,还有——我真不知道第三个空怎么填。

 

访:我很感兴趣为什么你对威尔伯有如此高的评价。

布:我热爱完美。在他的作品中,你确实不会见到恢弘的主题,但是他运用题材的纯熟华丽弥补了这一不足。因为——其中有诗歌和诗歌,而他们是诗人和诗人。迪克(威尔伯)完成得比任何人都要好。

  我认为如果我生在美国,我最终会形成与赫克特相似的特质,我的一个目标就是像赫克特和威尔伯那样完美。除此之外,应该有某种我个人的东西,但是在技巧上我没法期待更多了。

 

访:同源的精神之间的关系是否更加亲近?你们密切注意彼此吗?沃尔科特(圣卢西亚诗人),米洛什(波兰诗人),赫伯特,你自己——出自同一地域的诗人们?

布:不是说我注意德雷克,而是——比如说,我拿到了他最近的两首诗,即将刊登在《纽约客》上面——一个编辑给我寄来了复印件——然后我就想:“这下好了,约瑟夫,”我想,“这就是你下一首诗要对付的了。”(笑)

 

访:还有谁需要对付?

布:噢,有很多影子也有很多真人。埃乌杰尼奥·蒙塔莱(意大利诗人)是一个在世的对手,还有一个非常棒的德国人,彼得·胡赫尔。在我的认识里,没有法国人。我对诗歌没有那么认真。阿赫马托娃曾经十分明智地评价道,在二十世纪,法国诗歌被法国绘画吞噬了。在英格兰,我是菲利普·拉金(英国诗人)的大粉丝,我非常喜欢他,唯一可抱怨的就和别人一样——拉金写得太少了。还有道格拉斯·邓恩(苏格兰诗人)——澳大利亚还有个卓越的诗人,莱斯·穆瑞。

 

访:你读什么?

布:学科要求的一些书,但是我都没怎么听说过,比如《东方主义》《百科全书》。我几乎没有时间去看这些书。别从这些话里面刨出什么奉承来,读这些书真是名副其实的苦差。

访:你教什么?你教的内容会影响你阅读的选择吗?

布:只有当我必须在全班面前朗读一首诗会影响我的阅读(笑)。我在教哈代、奥登和卡瓦菲斯——这三人确实影响了我的口味和接触面。还有曼德尔施塔姆,以及一点帕斯捷尔纳克(俄国诗人,与茨维塔耶娃为好友,曾为曼德尔施塔姆的流放奔走)。

 

访:你知不知道你在波士顿大学提供的读书名单上,归在“现代犹太写作”名目下面?

布:嗯,祝贺波士顿大学!很好。我不知道。我是个糟糕的犹太人。我曾经因为不支持犹太事业而被犹太圈子责备,还因为写作中大量的《新约》主题。这事太傻了,这和文化遗产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是我以自己的方式让效果符合预设,就这么简单。

 

访:谈谈你最仰慕的那些人吧,我们已经涉及了已经过世的那些人,现在说一说仍在世的那部分,知道他们在那里、他们的存在对你很重要。

布:迪克·威尔伯、托尼·赫克特、加尔威·金奈尔(美国诗人)、马克·斯特兰德。他们只是我个人所知的一部分,在这个角度上我非常幸运。我前面提过的蒙塔莱肯定也是其中之一,沃尔科特也是一个。我还十分喜欢其他一些作家,比如苏珊·桑塔格(美国文学家、艺术评论家),她是当下最好的头脑,在大西洋两岸都是。因为,对她来说,别人穷尽之处正是她议论之始。我无法在现代文学中想出任何一个人能与她论文中那种思想的音乐匹敌。不知为何,我没法把人和作品分开,喜欢他的作品却不喜欢他这个人,这种事从未发生。就算我知道一个人品性恶劣,只要他的作品很好,我会第一个为他的恶劣辩护。毕竟,想要将生活与作品都处理好是困难的,若你不得不伪造其中之一,那么最好选生活。

 

访:告诉我第一次与洛威尔见面是怎样的经历。

布:我与洛威尔在1972年的国际诗歌节相遇,他主动提出在我读自己的俄语诗歌时朗读英文译诗,这是一个非常友好的表示。所以我们俩都上台了。

  他邀请我去肯特,我有点犹豫不决——我的英语还不够好。而且,我还担忧英格兰的铁路系统——我分不清头和尾。第三,也许这才是我没有去的主要原因,我认为自己僭越了,毕竟,好吧,我算什么人物!于是,我没有去。

  1975年我在马萨诸塞州的五所大学教课,住在北安普顿,他打电话来邀请我去布鲁克林,那时我的英语有了进步,我就去了。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是我能想起的在美国度过的最棒的时光。我们讲这讲那,最终聊起了但丁。这是在我离开俄国后第一次谈论但丁,因此很有意义。他对但丁了解得全面透彻,到了狂热的程度,他对《地狱篇》的见解尤其精彩。我想他曾经在佛罗伦萨住过一段时间,或者在那待过,因此对《地狱篇》有更多感悟。谈话就是关于这些东西。

  我们一起度过了五六个小时,或者更多,然后一起吃了晚餐。他对我说了些很好听的话。唯一蒙上阴影的是,我知道在奥登的最后几年里他们吵了一架,一场持续很久的纠纷。奥登不赞成洛威尔超道德(extramoral)的立场,而洛威尔认为这不关他的事,并且作为一个诗人对奥登过于尖刻了。

 

访:听起来不像奥登会那么挂心的事情啊——

布:某种方面来说,威斯坦是英格兰的正统传人,他会注意别人的道德。我记得他的一句评论,我曾经问他“你对洛威尔怎么看?”这是在我第一天见他时问的,我坐下来,开始用我毫无条理的方式盘问他。他大致说:“我不喜欢在身后留下一串烟似的哭泣女子的男人。”或者是反过来:“一串哭泣的抽烟女人”——

 

访:但他毕竟是奥登啊,他会让上帝宽恕很多人仅仅因为他们写得优秀——

布:是,但那是他1939年的说法了。我想这一切背后的原因是他坚持信仰——既在他的私事上,也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此外,他倾向于变得不那么变通。当你活了一定时间,你就会看到小事往往以大难结尾,所以你更加执着于自己的态度。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游戏,他想扮演教育者的角色,对这个世界来说他完全够资格。

 

访:如果你能让他们其中一人或两人都回来,你现在想要谈论什么?

布:很多事情。首先——嗯,这是个古怪的问题——也许关于神的任意性。这种谈话在奥登那里不会进展得很深,因为我不觉得他想谈论这种老气横秋的玩意。但是,他后来常常上教堂。我有点担心这个——诗学对于永恒的概念比受教义监视的永恒概念要伟大的多——我奇怪他要如何融合这两者。我会问他是否相信教堂,或者是教义中的永恒概念,或者天堂,或者教堂教条——这常常是个人信仰的体现。对诗人来说,这些是跳板,或者转向隐喻旅程的节点,诸如此类。但是我更想弄明白关于诗歌的细节,他在这里那里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在《石灰岩颂》中他是真的在一一列举诱惑,还是在按照《圣经》翻译诱惑,还是说它们的出现仅仅作为诗歌的一部分?(长久的停顿)我希望他在这里。比起其他人更希望他在这里。说出来也许有些残酷,但是——我希望三四个人还活着,能够与他们交谈。他,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已经有四个人了。还有托马斯·哈代。

 

访:还有谁是你想从年代中挽留的吗?

布:噢,那就是一大堆人了,这个房间都装不下。

访:最终洛威尔怎么看待宗教?

布:我们从未谈过这个,不然就是讽刺地谈起、顺道一提。谈到政治或作家的弱点时,他完全令人震惊,还有人类的弱点。他为人极其慷慨,但我喜欢的是他的刻薄。洛威尔和奥登都是独白者,你不应该和他们那样的人谈话,你应该倾听他们——这最终等同于读诗,是一种延续。我仅仅竖起耳朵倾听就行,部分是因为我的英语不够好。

   他是个可爱的人,洛威尔确实可爱。我们的年龄差距不是很大——我们差20岁左右(布罗茨基与洛威尔差二十三岁),因此可以说我和他在一起比和奥登一起更舒坦(布罗茨基与奥登相差三十三岁)。但是,我与阿赫马托娃在一起最惬意。

 

访:他们中任何一个人询问你的或你的写作了吗?问了你想被问到的问题吗?

布:洛威尔问了。阿赫马托娃问了许多问题……但他们活着的时候,你能看到,我感觉自己是个年轻男孩。他们是年长的人,也就是说,大师。现在他们都离去了,我觉得自己忽然变老了。……这就是文明的含义:延续。我不觉得奥登会喜欢摇滚乐,我也不喜欢。我想洛威尔也不喜欢。

T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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