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За то, что вы, уы, бопьны не мной.За то, что я, увы, больна не вами. "

【评论】浅谈契诃夫《第六病室》各个隐喻

作者:blue

注:一切解释权属于原作者,禁止不经作者同意以任何方式使用该作品。

这可能是开学前最后一篇文论,原计划里的《日瓦戈医生》由于时间原因不能完成,帕斯捷尔纳克的历史观并不是系统的,评论诗人是最难的(诗人的小说……也许更难)。最大的可能是到此为止,如有时间也许能写《包法利夫人》系列的第二篇,或者写些比较轻松的玩意。

正文: 

   《第六病室》向来被认为是契诃夫创作的转折点,其中包含了一些重要的思想观点和几组隐喻,我认为很值得一说。这部小说的现实意义强烈到这种地步:既然有了这部小说,文中涉及的问题在现实中还反复出现是不合情理的。可见即便著名如此,它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解读。如果本文中有些观点疑似陈词滥调,那是因为中外许多评论家早已有过很好的论述,刻意标新立异是不自然的,而重复前人观点也是引出我某些说法的必要步骤。

谈《第六病室》有很多个切入点,我要从格罗莫夫说起。他的外貌和生活习性:“……从来没有让人觉得是个健康的人。他素来苍白,消瘦,动不动就着凉。他吃得少,睡不酣。他只要喝上一杯葡萄酒,就头晕,发歇斯底里病。……由于他那爱生气的脾气和多疑的性格,他跟任什么人都不接近……”作者勾勒的是一个典型的病态者的形貌和个性,其中含有的浪漫色彩能引起别人“美好、热烈、忧郁的感情”,近似于怜惜,“正派的作风、道德的纯洁、……病弱的外貌”又使他显得像精致却易碎的艺术品。应当强调的是“病弱的外貌”,某种程度上将格罗莫夫在感情上的敏感、思想上的激烈不知不觉地与肉体上的病态联系了起来,将他精神的状态与肉体的特征紧紧结合成一体,虽然易引起人们的宽恕和怜悯,却也渐渐剥夺了他思想观点的正当地位,无论它们是否受健康状况的影响,他的发言不可避免地被笼罩上病态的阴影。很难去否认格罗莫夫患有被虐狂,他的表现在精神病学看来应该相当典型,可是他对于被捕的可能性作出的推测却不难理解:“……就连想到正义不也可笑吗?”他的被害妄想建立在对社会正义的彻底失望和绝望之上,这种情感可以和病态无关,相比对社会状况的盲目乐观和自欺的心满意足反倒更加健康,而这种被害妄想的建构除了疾病角度之外,还有另一个切入点,一种近乎魔幻的现实修辞,联想、想象、隐喻的应用:无辜者受人诬陷,审判程序无情误判,间谍暗探密布,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被当做“了不起的罪证”……比现象更昭彰的是现象的象征、含义、影射、可能性,现象背后所有的内涵不完全是格罗莫夫的臆想,更是引申自社会的病态症状,无一空穴来风,病人的疯狂想象反倒是对作为其镜像本体的社会现实的赤裸呈现。即使格罗莫夫受压迫的神经有所夸张,那几乎也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夸张、一种推理,相较于一般人蔑视理论、竭力用厄运的偶然性聊以自慰,受过教育、出身良好、境遇凄惨的格罗莫夫倾向于依赖理论、执着于厄运的必然性,两种方式间本不存在孰是孰非:格罗莫夫面对感受到的脏秽,不容道德心灵机能撒谎或无视,产生了过敏反应;大多数人的迟钝和麻木反倒保全了健康。“……他越是有理性、有条理地思考,他那内心的不安反而变得越发强烈痛苦……就索性不再考虑,完全听凭绝望和恐惧来折磨自己了。”理性无法消减的恐惧,嘲笑了理性的无能;健康无法负载的现实病态,嘲笑了健康的荒谬。格罗莫夫只好发疯,“全世界的暴力合成一团,正在追他。”格罗莫夫沦落为疯人恰恰是由于对沦落的恐惧,罪犯和病人同属被剥夺的群体,他在对前者的恐惧中成为后者,近似由于恐高而失足下坠,这里有一种眩晕、迷狂的心理,狂热地拒绝逃避到偶然性和乐观构想的荫蔽中,他不惜牺牲理智也幻想自己挤入不幸、被害的一线缝隙,仅仅因为这一线缝隙存在,换言之,对格罗莫夫而言,这种绝对不公正的邪恶迫害只要存在,就与自己实际上遭遇这种迫害等同,一种界限被模糊。进一步说,可以将格罗莫夫的患病看作一种极端、决绝的道德态度,为了强调立场,他成为一个受害者,作为词条的注脚;或者对于世界有一种极浑然一体的态度,他将自己毫不犹豫地划入庞大整体的机体一部分,而非一个利益不相关、琐碎、能够躲避祸患的个体,因此邪恶和不公的存在就像危及一个美好的理论和具体的受害者一样危及他的生存,更精确地说,是危及他的生存信心和生存意志。最终,格罗莫夫的病态来源于对环境的任何缺陷和道德的任何沦丧不加妥协的逼视和不存安慰的自危心理。从对沦落的恐惧到最终沦落,格罗莫夫的发疯展现出的却是某种洁净逼人、无法直视的道德极致,他在堕落、庸俗、碌碌无为的环境中追求高尚、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反而堕入万劫不复的病态,这种病态部分是肉体无法协调的高度紧张和错乱,部分是姿态过于决绝招致社会多数的排斥和敌对,引发隔离,这成为对社会的指责,也是对健康的指责。无论不留余地的姿态与疯癫两者谁是谁的隐喻(实际上,很可能互为隐喻,两者都存在于格罗莫夫的身心),以上对格罗莫夫的尖锐立场所作的分析应当被适时地与身体的病态分开看待,必要时甚至应看做绝对的健康。

可是正如前文所说,格罗莫夫的固有形象和他的肉体疾病,在他的思想上投下了阴影。病态的外貌、患病的身体,让他逐步失去话语的地位和权力,再也未被摆正到“健康者”的地位上受到毫无偏见的审视。“病态”和“疯癫”切断了他和外界平等交流的途径:“现代人不再与疯人交流。一方面,有理性的人让医生去对付疯癫,从而认可了只能通过疾病的抽象普遍性所建立的关系;另一方面,疯癫的人只能通过同样抽象的理性与社会交流。……共同语言根本不存在,或者说不再有共同语言了。18世纪末,疯癫被确定为一种精神疾病。这表明了一种对话的破裂,确定了早已存在的分离……”(福柯,《疯癫与文明》)起先,格罗莫夫在正常群体中初步感到天赋的格格不入:“不管人家跟他谈什么,他老是把话题归结到一件事上去:……一般人没有高尚的趣味,过着黯淡而毫无意义的生活,……”在这种殊异转为疾病后他被关入病室,在个人身份、生活环境各方面都被隔离到一个特殊群体中;当拉京将他当做一个有思想的人——以看待健康者的眼光看待他的观念——拉京会沾染上格罗莫夫病态的符号,被这种符号的效应包括在内。可以看出,“疾病”与“健康”、“疯癫”与“理性”的分隔相当顽固,这些二元认定不是一种持续的审视和考量,而是建立在对每一次判定的依赖和接触的传染效应之上,因此类似的认定更接近于社会共识,而不是科学精确的论断。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分析了传染性的麻风病肆虐对社会对待疾病的态度产生了何种影响:“麻风病退隐了……留下了一些习俗。这些习俗不是要扑灭这种病,而是要拒之于某种神圣的距离之外,把它固定在反面宣传中。”对疾病的畏惧除了根本的对死亡的恐惧之外,还有从别人身上得到疾病的恐惧。当人们患上非传染性的疾病时,倾向于把疾病个人化,病因无论是在生理层面还是心理层面都被归结于病人自身内部的某种因素,因而看似是掌控之内的,不然就是自作自受的,对于病人是合理的;当患上传染性的疾病,病人觉得这是外部的残害、别人带来的不幸,是可以避免、本人完全无辜的厄运,而且疾病的势态通过患者向外扩张(对比非传染性疾病向内发展),呈现仿佛有独立生命般的侵略性和破坏性。对传染性疾病的恐惧要求隔离和分裂,要求对非正常、非主流的负面宣传,要取得彻底的效果就必须在不仅生存环境上还有意识形态上造成全方面的封锁,没有人要求清醒透彻的客观审视,因为这种审视拥有游离于两侧而不定的危险,隔离若不彻底就等于完全不隔离,秩序要求遵守而不是质疑,“完善”等于“巩固”而不是“修复”。这就可以解释对健康者和病人不仅在环境上隔离,还要在心理预设上隔离,拉京接近格罗莫夫时,没有人去思考两人复杂的共鸣,简单地将之归结于拉京也愈来愈疯癫,当拉京对外界越来越漠不关心、抛弃自己二十年如一日的作息习惯、对昔日好友和看惯的现象产生厌恶之情,甚至在朋友面前大喊“蠢材!愚人!……庸俗!可恶!”别人只不过将这种反常这当成犯病的表现……病人与健康者隔着疾病的符号交流,实际上毫无交流,对话断裂了,病人愈发处于被迫的沉默或无用的发声中,就像格罗莫夫“……分明想说什么很重要的话,可是大概想到他们不会听他讲,也听不懂他的话,就烦躁的摇摇头,仍旧走来走去。”拉金在情绪失控中冒犯了两位“朋友”后,两人却不感到受冒犯、甚至表现得宽容、仁慈,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这是健康者对病人的体恤和怜悯,也是被正当化的忽视和贬低。疾病没有剥夺病人的思想和情感,却剥夺了一切思想和情感的尊严。健康与强大相关,疾病源于、象征或昭示软弱和劣等,并且藉由人们对传染疾病的恐惧超越它本义限制的病态,延伸到病人所有方面的病态,病人格罗莫夫(和后来“患病”的拉京)被自鸣得意的健康世界踩在脚下,被认为包括智力在内的一切能力都失常或低下,这种偏见又包裹着健康群体伪装成怜悯的蔑视,最终,异端思想的受排斥被合理化,疾病-健康与疯癫-理性的隔离在人人自危的传染效应中被完美固化。

格罗莫夫等病人遭受的待遇,不禁让人反复思量《第六病室》展现出的医疗环境和理念。称为“理念”,其实书中对医疗的态度不过是许多庸俗懒散的平民采取的态度,系统的整合出自医生拉京,两者有微妙的区别:前者是一种不自知的思考倾向,存在于乌合之众;后者是知识分子自圆其说的理论,且因为拉京的特殊身份及其背后的时代因素而蒙上一层宗教色彩。契诃夫在一开始就给出了关于本文的一个重要隐喻:“那些尖头朝上的钉子、那围墙、那厢房本身,都有一种特别的、阴郁的、罪孽深重的景象,只有我们的医院和监狱的房屋才会这样。”隐喻即是“医院”与“监狱”,作者给出最直接的相似性是病室周围锋利的钉子等物件,是“阴郁的、罪孽深重的景象”,又引申出了“病”与“罪”的隐喻。“病”:身体的缺陷、损害、不足、紊乱;“罪”:过失、人格邪恶或不完善的后果——两个都是尤其宗教意味上与人类完善相对立的概念。疾病倾向于生理性的缺陷,一般来说是与个人意志分离的,难以阻遏的;罪恶则是德行品性的缺陷,是意识控制范围内却没有控制好的偏离,更是一种软弱和过错。但是对这两者的态度却时有交叉:对病人会产生毫无来由的厌憎,对罪人会宽宏大量,表示理解。处理方式也有异同,相异的是对病人要尽力帮助、医治,改善是理所当然的;对罪人却是惩罚为主,改善是一种悬而未决的奢望,甚至是不可能的,“罪”被认为是不可祛除的可耻的烙印。归根结底在于疾病是意志无能为力的无辜,罪恶却是意志无力的过错。相同的是无论对病人还是罪人都要采取隔离,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道德上的感染效应都威胁到了健康理性的社会,两个群体在潜在的有害性上不得不被暧昧的态度聚拢在一起。然而,《第六病室》所表现出的对待疾病的态度,却无限地接近对待罪恶,从医院的环境上就可见一斑:代表粗暴的隔离的钉子、围墙、厢房,暴力的监视者,肮脏不堪的生活环境,不负责任、得过且过的医生……如果说医院外表与监狱的相似只是环境的暗示,人们的态度就更加鲜明:“……大家对待这种现象却满不在乎。有人还辩白说躺在医院里的只有小市民和农民,他们不可能不满意,因为他们家里比医院里还要糟得多……”医院作为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应该具体地诠释“改善”一词,当人们否定了医院改善自身的任务,也就否定了医院改善病人的任务,使其和同时代的大部分事物一样陷入停滞不前,医院的腐败堕落直接与病人的久病不治相关,并且终至病人也腐败堕落,如果夸张点说,这样的医院几乎是整个时代的病灶的缩影。正如拉京所想,“……规则倒是有,科学却没有。”一种秩序不等于理性,秩序的本质在于形式的稳固而不是合理性,因此甚至可以说,秩序离理性非常遥远,理性只是其构成非常小的一部分,正如医院因其秩序仍在而仍然是医院,但是它早已远远达不到“医院”的实义。同理,如前所说,“健康”“理性”只是被大多数人拥护的社会共识,小说中的医院并不是合格的医院、健康者并不真的健康、未疯者并非理性的化身,反倒是疯人的语言在混乱中流露出优美的理性、健康的道德观,可见契诃夫要探究的不是根本上的疯癫与理性、疾病与健康的对立,他所叩问的是建立在群众认知和社会偏见上的观念判定,他叩问这种判定的偏离甚至是颠倒黑白。医院的放弃改善,使它与监狱的界限模糊不清,人们上医院的诉求与医院自愿提供的服务已经难以达成一致,于是医院的渎职愈发显得此处仅仅凸显了疾病的存在,却不作出医治的努力,令病人深陷囹圄。如同监狱里犯人承担罪行后果,病人无辜地背负着无法移除的疾病诅咒,仿佛这是一种惩罚,他们被搁置、隔离却不加帮助,消耗生命、等待死亡,这就发生在拉京倦于医治的病人身上,发生在第六病室的每个成员身上,甚至发生在作为一个有机体的千疮百孔、病入膏肓的社会上。疾病失去了其纯洁无辜的特权,它在有害性和无法改善两方面都不再与罪孽做区分,因治疗的存在而笼罩的人性光辉被冷冰冰地撤除了,成了冷漠、残酷、无辜者的受苦受难,与隔离状态下无法言说的窒息。特别是对于格罗莫夫这样存在有理有节的反抗思想的精神病患者,医院更像惩罚他思想脱轨的监狱,他的“罪恶”是逾越了大多数人共识的思想、妄图以修复为手段对现有秩序进行威胁和毁坏,他在疾病和罪恶的层面都是需要排除的异己,因此他在第六病室的囚禁更显得像一种无情的迫害和碾压。

若上文所说的是医院职能的不合格与偏离,那么拉京那一套说法几乎完全脱离了现代科学定义的“医院”,往俄罗斯漫长的宗教思想发展历程和知识分子心态追溯回去,若隐若现出“医院-教堂”的隐喻,他为了安慰自己的无能而做出的一番解释不是毫无价值:“……既然死亡是每个人正常的、注定的结局,那又何必拦着他死呢?……要是认为医疗的目的在于借药品减轻痛苦,那就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来:为什么要减轻痛苦呢?第一,据说痛苦可以使人达到精神完美的境界;第二,人类要是真学会了用药丸和药水来减轻痛苦,就会完全抛弃宗教和哲学,可是直到现在为止,在这两种东西里,人们不但找到了逃避各种烦恼的保障,甚至找到了幸福。……生点病有什么关系?反正他们的生活根本没有什么内容,再要没有痛苦,就会完全空虚,……”这段摘选暴露出了一种与原作发表时期(1892年)思想转变的浪潮相反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根植在俄国东正教和其他方面中,成为俄国向西欧模式转型的一个重大症结,那就是对所有世俗欲求的蔑视和视痛苦为达到神圣性、超越性的必要途径的信念、对现世嗤之以鼻的态度。一般来说,这种理论最显著的价值就是让生活艰难的底层民众在精神上得到安慰,幻想自己承受的苦难都会在来世得到报偿,除了痛苦一无所有的人们从痛苦中榨取价值来充实生活,以此作为被剥夺大多数可能性的人生的唯一刺激。同样的信念落在知识分子身上,通过联系文学艺术各个领域被诠释得更加深刻,发展成崇尚高贵与神圣目标的精神贵族的象征,但在他们羞于面对世俗世界的胆怯姿态中转向了对一切具体痛苦的轻视和抹消。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知识分子,他们崇尚痛苦的主因都能归结为无法直视现世的体验,将目光和希望转向另一世界,市井小民理解为来世生活,知识分子理解为精神世界、知识世界,他们对享受、荣耀、改善的企盼也全部转移到了另一面,以至于对现世和世俗表现出一种罕有的超脱,有时呈现为麻木和不作为。许多文学家津津乐道的“俄罗斯精神”,想必与这种精神视野的游移飘忽、不接尘世相关。这种对另一世界的希望是宗教性质的,相比理性的论证,充斥其中的更是信念本身的必要,痛苦如果没有宗教性质的升华就仅仅是肉体或神经上难以忍受的重压。“他们是罪恶的神圣证明。他们在自己受到的排斥中并透过这种排斥实现自己的拯救。透过一种与善行和祈祷相反的、奇异的厄运的作用,麻风病人被没有伸出来的手拯救……遗弃就是对他的拯救,排斥给了他另一种圣餐。”(福柯,《疯癫与文明》)在这种视角下,疾病不治的痛苦不仅仅是将疾病当做罪恶来惩罚,还是自我救赎、维护信仰的方式:如果疾病是上帝的降罪,承受疾病就是对上帝的信仰的证明,治愈疾病反倒像是对罪与罚的逃避。这种根深蒂固的宗教救赎意识使人们对痛苦采取极端积极的态度,对消除痛苦、改善状况采取消极的态度。在改革的节骨眼上,俄国东正教并没有如同西欧部分国家一样及时地产生宗教改革,部分原因就在于“改革”一词的改良意味和整个西方发生的经济与制度变革与俄国人在痛苦中升华的人生和宗教态度南辕北辙,“容忍”是神圣的消极美德,“改善”是软弱、庸俗的表现。总而言之,拉京的借口背后透露出的是当时在俄国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拒绝现世和世俗的改善、忍受并参悟痛苦、在痛苦中取得价值和升华、为了追求来世或精神的神圣性而牺牲。因此,“医院-教堂”的隐喻可以看做俄国在历史发展的路口上一场无法逃避的战斗:“科学(理性)-宗教”的对抗,这种对抗完美地体现在拉京名为医生实为教徒的双重身份上,他严谨行医的意志很快就被崇拜宗教的油滑给打败,整治医院的目标也被斯多葛式的安详平复下来,“……医学却感动他,引得他惊奇,甚至入迷。……多么意想不到的辉煌,什么样的革命啊!‘……可是这又怎么样呢?……有防腐方法也罢,有科赫也罢,有巴斯德也罢,可是事情的实质却一点也没有改变。患病率和死亡率仍旧一样。……可见这都是胡扯和瞎忙,最好的维也纳医院和我的意愿实际上没有任何差别。”他概括得大开大合,总是落到单薄的同一论上,拒绝脚踏实地地认识和探索任何一项事实,这足以证明他使用偏向宗教或哲学家式的思维而不是科学思维,执迷于“没有任何差别”是对辨析差别的无能和回避现实的产物,契诃夫的批判处正是“知识分子应该抛弃夸夸其谈的不良作风,丢掉搞社会总体设计的想法,不再扮演先知先觉的角色”(张中锋,《论契诃夫对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和文化救赎》),他提出的是要现实地看待痛苦体验、减少痛苦、疗愈疾病,摈弃迂腐麻木、虚无缥缈的态度,向积极改良的方向转变。

说到知识分子,原作中与拉京立场完全相反的格罗莫夫也是一个知识分子,许多读者指出两人的相似之处,从常用语(“一般人没有高尚的趣味……生活庸俗无聊……”)到后期的作风(厌恶交际、情感激动)都能看出,甚至拉京最后落得和格罗莫夫一样被关进第六病室的下场。但是两人却有根本上的不同,这种不同正是贯穿小说全篇的两种对立特质:“活性”与“惰性”。两人虽然都感叹过生活环境的无趣庸碌,都有一种孤芳自赏之感,但是内在要求截然不同,格罗莫夫说:“这个社会需要创办学校、立论正直的地方报纸剧院、公开的演讲、知识力量的团结;必须让这个社会看清楚自己,为自己害怕才成。他批评人们的时候,总是涂上浓重的色彩,只用黑白两色,任何其他的色调都不用。依他看来,人类分成正直的人和坏蛋,中间的人是没有的。”拉京却说:“……他想弄明白自己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人家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或者跟他说些荒唐话。他敲门,可是门不开。随后死亡来找他,这也是由不得他自己做主的。因此,如同监狱里的人被共同的灾难联系着,聚在一块儿就觉着轻松得多一样,喜欢分析和归纳的人只要凑在一起,说说彼此的骄傲而自由的思想来消磨时间,也就不觉得自己是关在牢笼里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智慧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的快乐。”显然的第一个区别就是,即便两人都或多或少处境落魄,格罗莫夫的目标是明确的,拉金却漫无目的;格罗莫夫追求的是现实环境的改善,是对外界的贡献,拉京却只想在“智慧的谈话”中获得自我满足。格罗莫夫具有认识问题的敏锐,而拉京即使认识到问题也会立马将之淡化,又一次回归空虚,只想借精神的优越感和虚无的充实感来消遣。格罗莫夫曾有这段精彩的抒发:“我只知道上帝是用热血和神经把我创造出来的,对了,先生!人的机体组织如果是有生命的,对一切刺激就一定有反应。我就有反应!受到痛苦,我就用喊叫和泪水来回答;遇到卑鄙,我就愤慨。看见肮脏,我就憎恶。依我看来,说实在的,只有这才叫做生活。这个有机体越低下,它的敏感程度也越差,对刺激的反应也就余额若。机体越高级,也就越敏感,对现实的反应也就越有力。您是医师,却不懂得这些小事!为要蔑视痛苦,永远知足,对任什么事也不感到惊讶,人得先落到这种地步才成……要不然,人就得在苦难中把自己磨炼得麻木不仁,对苦难失去一切感觉,换句话说,也就是停止生活才成。……人的全部实质就是由饥饿、寒冷、委屈、损失等感觉以及哈姆莱特式的怕死感觉构成的。……不断进展的是奋斗、对痛苦的敏感、对刺激的反应能力……”格罗莫夫肯定的是根植于生命感官体验、结合正直道德观念形成的不仅人体还有人性的应激反应,他强调“机体越高级越敏感,对现实的反应也越有力”他实实在在地置身于外界的互动中,不愿装聋作哑或蒙混过关,对于外界的事物给予勇敢、直率、诚实的反馈,喜怒哀乐、正邪善恶不容混淆,正如前文说“他批评人们的时候,总是涂上浓重的色彩,只用黑白两色,任何其他的色调都不用。依他看来,人类分成正直的人和坏蛋,中间的人是没有的。”也正因为他应激的敏感度,他最终发疯成了病人,而且在与拉京的交谈中表现得情绪化、易怒,对于两人观念的差异,他难以忍受、冷嘲热讽、愤激辩解,拉京却温和、安宁、不为所动:“……这话很有独到之处,您那种对于概括的爱好使我感到愉快的震动。多承您刚才把我的性格勾勒一番,简直精彩得很。我得承认,跟您谈话使我得到很大的乐趣。”拉京的表现与其说表现了包容的品德,不如说表现了思想的迟钝,对于与格罗莫夫根本上的矛盾与冲突,他仅仅退一步将它当成智力的娱乐,而不是关乎立身处世之道的原则问题,这种绕着圈观赏一切事物和理念、甚至事物与理念的冲突的态度,正是契诃夫明确抨击的脱离现实,他其实是病室里那个肥胖、仿佛没有知觉的农民的另一种化身。除了敏感度的差异,格罗莫夫还具有实实在在生活于外界、作用于外界、改善外界的渴望:“‘我爱生活,热烈地爱生活!……我非常想生活,非常想!……我那么热烈地渴望着纷扰,渴望着奔忙……’”也许正是这种具体到每一寸感官和思想末梢、全心投入于生活的热情,使格罗莫夫有别于拉京的淡漠,但是这种热情也使他与众不同的思想对现有秩序存在更大的威胁,他的愤怒、不满、怨恨都是主流群体加以防备的,他们更应该把他囚禁起来、剥夺他自由生活的机会,以免他惊动他们现在的生活(格罗莫夫也许做得到)。人们唯一不加防备的疯人是那个“犹太籍傻子莫伊谢伊卡”,他不受限制的条件是“一个安分的、不伤人的傻子,本城的小丑”。即是说,如果既要身为异端又要幸免,就必须表示出没有攻击性、滑稽可笑,成为一个任人嘲弄、没有尊严、不被重视的丑角。这里回到了前文所说的一个主题:异端迫害,将异端的思想病态化、罪恶化,由此名正言顺地剥夺、囚禁、施暴,只对无尊严无思想力者网开一面——这是一幅残酷的图画。

拉京的“患病”是一种觉醒吗?完全不是。他不是因为觉醒才患病,正是因为“患病”才觉醒的:“天已经黑下来,右面天边一个冷冷的、发红的月亮升上来了。离医院围墙不远,至多不出一百俄丈的地方,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白房子,由一道石墙围起来。那是监狱。‘这就是现实生活!’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他觉着害怕了。”“‘小人物既然不满意,怎么能不谈哲学呢?一个有头脑、受过教育的人,他有神那样的外貌,有自尊心,爱好自由,却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到一个肮脏愚蠢的小城里来做医师……欺骗,狭隘,庸俗!啊,我的上帝!’”多么痛彻的领悟!讽刺的是,拉京从始至终仅仅是欣赏格罗莫夫的思想,从来没有表示赞同,却在他人的眼光中成为了病患,可见大众眼中疾病与健康、疯癫与理性的界限是何等荒谬;拉京能够在格罗莫夫面前侃侃而谈心满意足的哲学,因为他吃饱穿暖、一无忧虑,他曾经看似豁达地说:“这和道德和道理全不相干。一切都要看机会。谁要是关在这儿,谁就只好待在这儿。谁要是没关起来,谁就可以走来走去,就是这么回事。至于我是医生,您是精神病人,这里既说不上道德,也讲不出道理来的,只不过刚好是机会凑巧罢了。”他之所以能淡然处之,是出于养尊处优的习惯、坚信自己不会落到下风,不会“从吸血的人变成被吸血的人”,他既然能讲出这番道理就应该在心中能接受、有准备,可是当自己真的“机会凑巧”成为了病人:“……生活刚刚粗暴地碰到我,我的精神就支持不住……泄气了……我们软弱啊,我们不中用……”足证他那一番理论只是禁不住推敲的空壳,他的说教只是社会的强势群体想当然耳的言论。他曾经归属的强势群体也仗着二元对立的界限自认安全,殊不知那界限从来是宁可错杀不能放过,所谓“机会凑巧”实质就是社会的混乱病态、冷漠粗暴,只不过这一面在弱势者的噤声下粉饰成太平。直到切身体会了这种不公与暴力,拉京才萌生了反抗的愿望,却被看守者尼基达打了回去,伤得最重的不是他娇生惯养的身体,而是他身为一个知识分子那一整套原本信誓旦旦的观念和良心:“……他那乱糟糟的脑子里清楚地闪过一个可怕的、叫人受不了的思想:这些如今在月光里像黑影一样的人,若干年来一定天天都在经受这样的痛苦。这种事他二十多年以来怎么会一直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那跟尼基达同样无情而粗暴的良心却使得他从后脑勺直到脚后跟都变得冰凉了。他跳起来,想用尽气力大叫一声,赶快跑去打死尼基达,然后打死霍博托夫、总务处长、医士,再打死他自己。可是他的胸膛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他的腿也不听他使唤了。”先是震惊,继而痛彻心扉的羞愧和折磨令他绝望了,顿悟使他想要报复所有对这种残酷漠然视之的人,在极端的悔恨中,他的良心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下了二十多年来唯一也是最后一次直面盲目与残酷的裁决,此时他却再也没有力量做任何事情了。等他对这辈子回过味来,他能报应的只有自己。不久,拉京便中风死了。经历实在的痛苦后觉醒,这似乎印证了他曾说的“痛苦使人达到精神完美的境界”,可当他确实在痛苦中加深了认识,他得到的结论却是要反抗痛苦、改善现状,为时已晚。最讽刺也莫过于此了。

最后,我要强调、总结的是,契诃夫在这篇作品中并非批判或抨击“健康”、“理性”、“秩序”,理由我在前文已经交代,恰恰相反,契诃夫揭露的是在当时社会情况下这些概念与其本义的严重错位;他表现了这些概念中耐人思索、悬而未决的一些东西,但是最终为他的时代所呼唤的也是勇敢犀利的理性、富有活力的思想健康和更加合理完善的秩序,这是我对《第六病室》最终的总结。

    

2017.8.24完稿

8.25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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