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详论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的结构和人物内涵
详论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的结构和人物内涵
作者：blue
注：一切解释权属于作者，禁止在不经允许的情况下使用该作品！
我接触莱蒙托夫远早于接触普希金——我与莱蒙托夫产生的共鸣也远深于普希金。《奥涅金》使我震动的是诗体的和谐、秀丽，如同古代花瓶的雕琢得宜、风韵恰适。相比主人公的性格，普希金在叙述过程中时不时“走神”去描绘上流阶层交游与农村自然风光同等地生动到位，不是人物像，而是一幅风俗世情画，它的形式具有更接近于抒情曲以旋律和节奏、而非歌词内容的感化于人的魔力；对比《当代英雄》，它刻画的人物深度却稍逊一筹。原因或许在于笔力：“莱蒙托夫是力量，而普希金是美”宽舒的散文文体被莱蒙托夫鲜明强烈的人格力量紧攥，“我”和“世界”两个极点在思想的纷涌变幻之中相互映衬、对比、对抗、交缠，虽相依相靠，又针锋相对，营造出莱蒙托夫偏爱的战场拼杀的紧迫和压力，与看似闲闲道来的叙事构成了落差强烈的对比；人物的塑造既有天赋的造化偶成，又有莱蒙托夫以“人中恶魔”之力呕心沥血的斧凿。
普希金说：“达吉雅娜是我的理想！”“奥涅金”这个被认为创造出“多余人”典型的男主人公不像是得到了应有的注意。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即使是个毕巧林式男主人公，作者之意却不尽在此。毕巧林是个自我觉醒和自我探知更加彻底的奥涅金，一个拿破仑式自恋狂想更加深重的形象，莱蒙托夫对这个人物不是描绘，而是科学解剖式地精微、准确绘制图纸，展现他精妙、灵敏而忧郁的内心世界。而关于达吉雅娜得多提一句，我最欣赏俄国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理解，或者我最欣赏的是茨维塔耶娃眼中那个达吉雅娜。虽然，茨维塔耶娃本人曾说她在普希金的作品中“从来不喜欢《奥涅金》”，但是她在回忆录《我的普希金》中依然给出了我所见过的最精准的对达吉雅娜的理解：
“……所有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并不爱她，也正因为这样，她才会那样对待他，正因为她心里明白，他不可能爱她，所以才会对他而不是对别人倾注她的爱。那些具有这种不幸的天赋的人总会遇到不幸的、单相思的、只能独自一人承受的爱情。他们简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天才。……她手中拥有全部的王牌，完全可以报复他，让他发疯。她手中的那些王牌足以羞辱他，把他踩入那条长凳下面的泥土里面，与那个大厅的镶木地板平齐，但她却用一句不经意的话避免了一切：‘我爱您，何必隐瞒呢？’……我就知道如何在充实的愿望和实现愿望之间做出选择，如何在充实的痛苦和空虚的幸福之间做出选择。”
达吉雅娜的爱情的组成是想象力，而奥涅金只是一个容器，一个用来盛满“大海”的“空杯”。一切实现、一切到达，对于拥有达吉雅娜这样“不幸的天赋”的人都远远不足。她需要一个能够施展、挥霍的无穷空间，只有被浪费才能实现堪与大地比肩的富饶。达吉雅娜通过永远将自己置于被回绝的地位上，消极地胜利了，她面对自己不幸而慷慨的天赋，毫不退缩，实现了自己天性的命运，就像自然不抗拒给予的命运。称达吉雅娜为理想俄罗斯的代表是不错的，因为她是俄国作家心中的祖国最贴切的化身：使命是牺牲和给予、心中悲哀却也心满意足的妇女。茨维塔耶娃的评价是公正的：“勇敢而自重，多情而坚毅，多愁善感而又情意绵绵”。好一个悲剧领域的理想！
相比之下，《当代英雄》里的海洋并不多情，不是女海仙达吉雅娜纵情的想象海洋，是英雄尤利西斯乘风破浪却又陶醉其间的思想怒涛；若说还有什么相似之处，那就是两者的主角都是消极的英雄。
整部小说的故事线大抵如下：毕巧林“来到皮亚季戈尔斯克，在城的边缘，在它的制高点玛舒克山脚下租了一套房子”，杀死葛鲁希尼茨基后他被流放、参军，也许在其中经历了《塔曼》和《宿命论者》的故事，然后他来到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所在的要塞，经历了贝拉事件，离开，又在《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中与马克西梅奇重逢，最后在波斯死去。这些打乱时间线的故事中，《塔曼》和《宿命论者》是貌似与主线分离、没有明显关系的旁支，如果说《宿命论者》尚且有对命运和使命的思考作为主旨，《塔曼》单纯得只剩下故事中那种难以捉摸的浪漫氛围。除了《塔曼》之外，每一篇故事都突出了毕巧林的性格，即使是第三人转述或叙述的《贝拉》和《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也都做到了这点，而《塔曼》里毕巧林的个性几乎缺席，我认为，这种个性其实外化成了杨柯和女友冒险于海上走私的传奇故事。所有故事中的动荡因素从来都是毕巧林，是他故意搅动平静的现状，只有在这个故事中他是不知情地、误打误撞干预别人的生活，杨柯和神秘女子两人才是动因，这就注定了这篇故事与其它不同：若单独去看，这是一则浪漫、惊险、神秘莫测的海上传奇，主人公仅仅起到叙述作用；若结合全书去看，这是唯一一则毕巧林隐而不谈自我的故事，或说谈论这个故事本身就是用另一种方法表述他的自我。
再说莱蒙托夫对各个篇目的安排是耐人寻味的，故事的顺序安排就像诗行的安排，很有可能是决定作者的态度与对读者之期望的关键。篇目的顺序是：第一部：《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毕巧林记事簿：一塔曼》；第二部：《二梅丽郡主》、《三宿命论者》。按理说，对毕巧林的个性作最深入的剖析的肯定是他本人的记事簿，将记事簿放在前面也更符合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莱蒙托夫却没有这么做：他将毕巧林通过伤天害理的交易获得美女贝拉、再无情地将其舍弃并冷漠面对她的死亡放在最首，将毕巧林曾经共事的马克西梅奇遭受他冷遇放在第二，似乎意在直接引导读者产生先入为主的反感，其实作者对这个人物怀着自传式的感情和兴趣（就像决斗前毕巧林说起的总在分析判断的“第二个我”），读者对毕巧林的厌恶由于是作者的设计，反而显得可笑。莱蒙托夫似乎靠在墙角观赏着读者们的咂嘴啧声，就像毕巧林看到葛鲁希尼茨基掉入自己的陷阱那样得意。这种用心不是简单的“先抑后扬”（毕巧林曾中肯地反省道：“……一些人会说：他是一个好人；另一些人则说：那是一个恶棍。但不管哪种说法，都有悖于事实。”），而是作者态度的反映。这两篇故事本应是读者中伤毕巧林人格的依据，经过莱蒙托夫的设计却成了毕巧林对读者之误解的鄙夷的冷笑，在小说结构上赋予了鲜明的人格色彩。第一部的最后一篇《塔曼》即使由毕巧林本人叙述，也通过隐去主人公的个性、强调故事的曲折来将读者进一步引入更深的迷雾，扑朔迷离的冒险故事仿佛成为了第二部里毕巧林自我剖析的诡谲的先声。第二部中，毕巧林宛若云图错综复杂的情绪与思想使读者措手不及，刚走出茫茫白雾，却被海水溅了满身。毕巧林那清晰与紊乱并存、深刻与轻佻交错的自省，将第一部的模棱两可引入更深处的迷茫，由信息缺失的疑虑和困惑，推进到信息详尽却混沌无序的思想上的迷惘。毕巧林比任何一个主人公都更诚实也更清晰、有条理地坦白自己的心理活动和行事动机，我们却前所未有地不理解他，好像他说的异国语言。这种迷茫在《梅丽郡主》结尾看似稍有缓解，因为读者终于将毕巧林杀死葛鲁希尼茨基与流放至要塞的时间与因果关系捋顺了，莱蒙托夫却偏偏要用一篇《宿命论者》不依不饶地将读者纠缠下去，宛如天神操纵魔风，将刚靠岸的船只又推向了风暴肆虐的大海，将读者“尘埃落定”的妄想抛向无依无靠的思想迷局。在结尾，莱蒙托夫讽刺地写道：“我从他嘴里再没掏到什么，因为他本来就不喜欢玄学式的空洞议论”看似给故事中各种重大问题的进一步思索都收了尾，实际上恰恰是这收尾的草率造成了微妙的讽刺意味，对马克西梅奇、对自己、对读者：“您还在为玄学式的空洞议论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吗？”可正是他引我们去想：他时而将读者放到自己这边，倾诉衷肠，时而对读者大肆嘲笑，实际上是在自嘲，像一把无情的利箭将正反两面都穿透；他出于倾诉欲带别人游遍自己思想的角落，又神经质地迅速加以否定，徒留我们目瞪口呆，最后拂袖绝尘而去——葛鲁希尼茨基、魏尔纳医生、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都曾将他当作自己的朋友，都或多或少与他有过交游，最后以不同方式牺牲于他对某个自我、某种世道的厌恶之中。毕巧林总以否定作结。
细说毕巧林，要从“力量过剩”开始。这力量首先是物质力量，是富足的生活和较高的社会地位，物质上的满足给他们余出思考和无处发泄的精力，给他们营造了一切唾手可得的印象，由满足转为厌倦和苦闷。如果他们像《红与黑》中的于连一样，总是缺少实现愿望所必须的资源，也没有稳固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来满足自己的自尊心，他们也会学于连拼命往上攀、以防被自我的野心吞噬。于连在实现荣华富贵之前身死，反而能够以一番轰轰烈烈的拼搏收场，而毕巧林、奥涅金一类人在物质起点上无可追求，用了一生中大半时间探索这层富贵之外的名堂，而且愿为任何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轻易舍弃富贵：在战场上求刺激，在情场上求激情，等等。
身体力量的过剩。在毕巧林的自述中可以窥见他过往生活的一角，他和奥涅金的生活相似：在上流社会甜腻的娱乐活动中沉湎。普希金描绘了奥涅金如何细心修饰自己的外貌，像个男装维纳斯一样赴宴，上流社会的过度精细讲究不足以消磨他们的年青力壮，毕巧林在车臣的枪林弹雨之中暂时获得释放，在马克西梅奇的要塞通过打猎来排解自己的心情，总之：在名正言顺的暴力和体力劳作中缓解力量过剩的躁动；毕巧林与葛鲁希尼茨基抢夺梅丽、在要塞夺走贝拉也出于这种目的。
“知”“情”的过剩。毕巧林洞察力极强，贵族社会和交际场的把戏、学问的殿堂他都涉猎了、也失望了；社会上的事务他都觉察出这个时代的萎靡，对人性也看够了，不然就不会如此得心应手地玩弄葛鲁希尼茨基和梅丽郡主的情感，如果有机会，他也能掌控其他人。正因为他相当彻底地把握了人事的规律，没有什么能再度激起波澜，轻易被洞察的世界暴露出浅薄，引起他的失望和沮丧。与此相关的是想象力，乍看之下毕巧林并不是好幻想、情感丰富的人，可是恰恰相反，他是太早地运用了自己的想象力和情感能力，以至早早衰竭了。有引文为证：
“……血气方刚时我曾是一个幻想家……对骚动不安的和漫无止境的想象给描绘出来的形象依次亲近……只有……疲劳，以及充满遗憾的、模糊不清的回忆。在这种徒劳无益的搏斗中，我既把心头的热情，又把现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坚忍不拔都消磨得干干净净；我所步入的正是心里苦苦体味过的那种生活，于是我就感到无聊与腻味，就像一个人，他早已熟读过一部作品，再硬着头皮来读它的拙劣抄袭本时的心情那样。”
毕巧林所提到的疲劳、遗憾、徒劳无益的搏斗，来自于他把真情实感投入虚伪无情的生活现实中被挫败、移改、变质，那生活现实就是上流社会以虚情假意、势利贪婪、颓废萎靡、空洞无力为土壤和空气的环境。毕巧林——某种程度上说——遭受的是家庭暴力，如果将生活本身看作一个人最初的和最终的家庭。这种损害在一个灵敏、固执、自尊、坚持解释一切的人身上是加倍的。他的情感能力变质了，他通过饥渴的索要来找补他曾经遭受的那些伤害。毕巧林以天性的敏感接受世人施与的痛苦，以同样的敏感拒绝与这种痛苦和解，他就将自我与外界化为对立，并永久与外界为敌，誓要以从外界夺到、使外界失去为一种补偿和报复的手段，尽管这种报复在他看来不过是顺生活规律而自然，殊不知这生活规律本身是残酷的，他想当然地认为伤害别人就如生活伤害自己一样是情理之中。这种复杂的成长过程终于塑造成了毕巧林此人，他至高无上的自我让人怜悯，因为他如此彻底切断了与外界的交通，让人敬佩的同样也是这份敢于遗世独立、绝不妥协的决绝。他是席卷一切的风暴，颠覆人世荒诞，而在风暴内部却是一片死寂——他的人格之壮阔无法减缓内心的空虚与饥渴，再怎么狂热的孤芳自赏都难以填补。
毕巧林的思辨力也十分突出，这种能力的巅峰体现在他对自我的反思中，单独摘录出这些文段就是一篇篇清晰优美的哲理散文，只不过剑走偏锋。很少有人物的自述几乎把自己完整、彻底地诠释出来，逻辑自洽、角度完备，不需他人的介入，毕巧林恰是这种人物。旁人对他的描述几乎只能是误解，比如马克西梅奇关于“得势忘故交”的愚蠢的感伤。毕巧林不是不曾向他袒露心语，然而他对毕巧林的理解仍浮于表面，无怪毕巧林心灰意冷地对待他，不是傲慢，只是漠然。渴望得到同情和理解的欲望总是要求被满足，这也是为什么他不断追求女人、“一切事物中只爱女人”，也是为什么他断定维拉的爱比梅丽的爱更深；对理解甚至怜悯和爱惜的渴望构成了毕巧林之爱的大部分。
毕巧林的思辨力还体现在对自己这一代普遍苦恼的概括之中：
“……可我们，他们这些可怜的后代们，在大地上天南海北地辗转迁移，却没有信念与自豪，没有欢乐与担忧，只是在意识到不可避免的生命终结时才有那么一种难以自持的、牵制心灵的害怕，我们不能再做出伟大的牺牲，不论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或者，甚至为了我们自己的幸福，因为我们知道幸福难以实现，于是漠不关心地从怀疑走向怀疑，就像我们的祖先从迷途奔向迷途一样，像他们那样，既不抱着希望，也不享有心灵在与人或命运进行各种斗争中所遇到的那种欢快。”
他耗费大量心力去解释自己和自己的处境，一方面是他思辨的天性使然，另一方面他通过解释自己和自己的处境来超脱这两者，而用语言的构筑来克服被诠释的内容往往是消极胜利最为典型的方式之一。早有许多评论家指出，《当代英雄》是一部具有超前的现代视域的作品，这种所谓“现代视域”包含了一种空虚视域，一种苦闷心态。毕巧林从个人感受中通过思辨抽象出了一代人的普遍矛盾，那就是“没有信念”：既不相信全人类的利益（不能做出伟大的牺牲），也不相信个人的幸福（难以获得欢乐和满足），“从怀疑走向怀疑”指向了信仰的崩塌和重建或另起炉灶的艰难。毕巧林看似卓尔不群，格格不入，在另一面却拥有尽管是负面的归属感，他在解释自我时发现无法避免解释自己的时代和环境，又藉由解释时代和环境而认识自己和自己这一代人，这种强大的个人身份认同的力量，正是一个英雄的标志。也许这就是《当代英雄》魅力的来源之一，主人公虽然个性古怪、极其自负，可是他对自己的滔滔不绝并不让读者厌烦，反而津津有味，不仅因为他感到的苦闷迷茫是现代人常见的特征，还因为他孤僻之下强有力的个性力量、将自我与外界互相论证和辨析的能力，强烈地吸引我们、启发我们，帮助我们在感同身受中提高解释自身处境、促进自我与被动环境的和解的能力。毕巧林这一人物通过无比专注地特立独行、自行其是，使所有读者受益。他那敏捷的思想能力使他作出对时代难题的超前预测，他的自我气质凛然不可侵犯，这些都构成了书名《当代英雄》的内涵。
以上所有的分析，都难以摆脱“气力过剩”这一点。“气力”并不单指狭义上身体的力量，还包括了上述的物质力量、思辨力量、心灵的情感与想象力量等等。为了进一步谈谈“过剩”，我想引用的是《红楼梦》里《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的一段文字：
“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所余之秀气，满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恰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忽被云摧，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直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致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则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于万万人之中，其聪明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最后一句不仅评宝玉凤姐一干人等极恰，评这俄国名著中的毕巧林也无比贴合。这段话蕴含了中国古代哲学或玄学思想的某种思维模式，即神秘地用“气”来解释人、物、事的发生，好比物理学中改变运动状态的“力”，在西方哲学中则是“原因”（宇宙的产生被称作“原初的因”），在古老的元素说中“风”是最具生命活力和繁衍、传导、嬗变能力的元素，在各民族的神话中“气”常常是受孕、获得魔力和带来转机的关键……“气”是生命活性的普遍标志，是生存的能量和一种富饶的激动。《红楼梦》的“正邪两赋说”中，正邪之间者是由正气“满无所归”之“所余”和邪气“不能荡溢”“凝结充塞”之“泄出”相合；首先应当引起注意的是：正气是“满无所归而余”，邪气是“凝结充塞而泄”；正气是充溢流畅而无所归属，邪气是滞固凝涩而难以发挥；正气望施与、奉献、为道所用，邪气求解放、恣肆、为所欲为；这就为两种“气”截然相反的性质做了区分，也体现了正邪两赋者的矛盾性，正好应在毕巧林身上：一边是无用武之地而终至穷途末路的满腔热情与对使命的追求，另一边是极度的自私、狡猾和任意妄为。一“余”一“泄”，无不指向一种“过剩”，在毕巧林身上不仅是天赋与个性之力量的过剩，也有他所在的阶层、他的时代的某种过剩。“阶层”的过剩，指向的是贵族文化中向过度繁琐精细靠拢、将方方面面的小处无意义地细化，而拒绝大方向、大问题、大立场的趋势，这趋势与整个阶层产生的自我厌倦（而不仅是毕巧林个体的厌倦）相一致，贵族阶层在封闭稳固的特权沃土中培养出的男女在身体、思想、情感等多方面的力或者抽象的“气”无法疏通，以至难以流动畅达，从而形成一种以阶层为有机整体的生理紊乱和内分泌失调，症状为情感夸张、身心萎靡、行止怪异等等。而时代的过剩，更倾向于信仰追求的缺席，被旧有统治力量和习俗传统强行压抑而不得释放的矛盾和思想力量在社会环境中无序地横行，制造了一种既充满可怖落差和愤懑之情，又粉饰太平、强作姿态的假面。在历史发展所处的真实阶段、社会各个群体的真实生活状况以及一切结合而成的整体现实，与贵族阶层固守的生活习惯乃至思想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裂痕和障壁。这种视野的残缺，使特别是贵族阶层的人难以对环境进行完整的把握，无法形成连贯自洽的思想体系和信仰追求，在精力旺盛、求知欲强烈的青年贵族身上，这种对世界的失败掌握一方面使心智的健康发育受到挫败，另一方面使青年的力量只能挥霍到荒谬的娱乐和消费活动上。这种模糊的沮丧、挫败与迷惘之情，可以从毕巧林的一段自白中看出：
“……情不自禁地扪心自问：我活着为了什么？生有什么抱负？啊，抱负想必曾经有过，而且上苍所赋使命想必也很崇高，因为在自己心里，我感到了我身有挽狂澜于既倒的无穷力量……然而我却没有领悟这一使命，我一味沉湎于各种无聊而下流的欲望的诱惑之中；当我从它的熔炉中出来时，已变得又硬又冷，如同一块生铁，而高尚志趣的火焰——风华正茂的岁月，却已付诸东流，永不复返。”
毕巧林从自感“身有力挽狂澜于既倒的无穷力量”中领悟到“上苍所赋使命想必也很崇高”，却因没有领悟使命何在而在纵欲中毁灭身心，尽管作者对毕巧林完整的身世遭遇未作太多描绘，但在他似雄辩的滔滔自述中却能看出环境蹂躏的痕迹，时代的病症在他身上夭折了一种天才的成长，别的小说或以终患绝症结尾，《当代英雄》全书却始终笼罩着濒死的病态；《当代英雄》展现了一种无可挽回的负面力量，就连人物心中仅存的真情与使命感也难以存活于主人公严酷的自嘲之下。一切正面转化的偶然性都必然被扼杀，究其根本，是人格彻底的毁坏和不可修复，“付诸东流，永不复返”。《当代英雄》展现的不是疾病的因而是疾病的果，展现了赤裸裸的、刺耳的一声惨叫，通过绕开辨析式的病理诊断，直接呈现病人的伤口、溃疡（即毕巧林人格），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
毕巧林的残酷与玩世不恭多么彻底，他的深刻与透彻多么令人绝倒，人们就多么疯狂地惋惜他的堕落，以及像他一样的青年的堕落。当他面对自己人格的残骸时，他那绝望版本的拜伦式风流自赏给他挽留了巨大的自尊，他的自尊如此巨大，以至于他的悲剧似乎能被他的自尊侵吞，自尊由于吞下了过大的时代悲剧而紧紧绷张着表皮，呈现出一种筋脉毕现的痛苦的张力。让我改写《悲观之悦》这篇文章的一句话：“这些自恋情结的闪现，好似一片湍急混沌的大海被闪电匆匆照亮：他超凡卓绝地展示着自己的船只残骸”。
回到“过剩”，我打算草草引入巴塔耶的“耗费”观念。法国思想家巴塔耶曾出色地论述了“奢侈”“浪费”在人类社会任何一个领域的必要性，他认为一味将重心放在提高生产力以满足需求是片面的，正是因为广义的生产能力（正如需求）也会过剩，必须产生相应的需求去消耗掉过剩的生产品。他的理论的其中一个独到之处，在于界定出了物的世俗性，打破了人类自我中心的定义：物的意义即它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巴塔耶认为，物的实用性属于人类世界的世俗性，并非物固有的本性。只有超脱出人类的需求环境，超脱出实用性，才能达到“神圣性”。世界上的需求，并非只有实用的需求，还有与实用对立的非实用需求，即为了耗费而耗费，是“奢侈”。在《当代英雄》中，毕巧林耗费的不是物质财富，虽然他显然不会在意一掷千金，他耗费的是精力和才智，还有他人的感情。前文说到毕巧林遍寻施展才华的崇高使命而不得，空有力量与智慧却没有用于任何一个长久、富有意义的行动上，不是在娱乐中消遣，就是在战场上冒九死一生的风险。也许这种消磨在庸人的生活中理所当然，但是对于有着毕巧林此等天赋才华的人来说，消磨比拼搏显得更像一种病态——水满则溢，不溢则违反常理，毕巧林却没有“顺势而溢”，即没有投身于任何一项活动当中，只是耗费：清谈、调情、流放，仅仅使生命流逝、使才智运作却并不为任何事物所用。不难想象，若非这本书讲述了他的故事（若非他的“日记”出版），无论是他戏弄的朋友还是他相与的女人、他冒死的战场，都不会留下他的思想痕迹，他的死亡就标志着他整个人被完全地耗费了。这里竟仍引用《红楼梦》的诗句：“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毕巧林并不完全贴合巴塔耶的观念，因为他并不是刻意地耗费自己，不是为无用而无用，他渴望有所用而不得，耗费的必要不来自于他的本性，而是来自于他的生活经验；“多余人”一词看上去指的是一个群体，实际上指一种普遍环境，“多余”起先并非是人格特征，而是环境的要求，是环境表示不需要，最终将这个群体排挤出去，这种被排挤的“多余状态”反作用于多余者，才形成“多余”的人格。“多余人”是用当时毕巧林一类俄国青年的生活经历和状态，来指涉他们所在的俄国环境，他们的“多余”来自于环境的逼仄和停滞，有识青年的力量和才智不被需要，他们的洞察力要求他们拒绝参与当下恶俗的风尚，可社会现实顽固地堵塞甚至禁止发挥才智的正当方法或任何威胁现状的改变和革新——是这样庸陋的生活现实将毕巧林等人深深辜负。天赋的力量和敏慧，贵族阶级崇尚的高雅品味培育出的思想和志向，却被一手栽培起这一切美德的阶级和社会拒之门外，可以这样断言：多余人群体就是当时俄国社会的一种“耗费”。贵族阶层财富、时间、精力、文化积累的过剩如同机器量产出趣味不俗的青年，可是无论是这阶层、这量产还是这趣味都已经渐渐失去了本质的活力和生命力，因而这一工程的产品毫无用处，他们是工人忘记关闭机器而多余生产出的作品，尽管优秀，却无人收拾，无所适从。他们沦为巴塔耶理论中的被耗费者，在无用中勉强自赏自己的无用，在耗费中只好耗费干净，再怎么用历史必然性加以解释，仍然难以避免这种自赏、这种被“耗费”、这种“奢侈”的可悲。
毕巧林也在耗费其他人，他耗费一切，因为自己被耗费了。他有一种强烈的自恋或自怜心理，让他不得不把自己的遭遇在他人身上重现，由于他无限大的自尊心，他要实现一种平等：人人必须遭遇自己遭遇的那种规律——生活冷酷无情的规律。就像一个违反法规的人被抓住后，必须得抓住下一个犯规的人顶替自己，身为生活受害者的毕巧林亲自成为残酷法则的践行者和捍卫者，与其说出于认同，不如说出于自我安慰、自我和解的必要，出于减缓痛苦的需要。这个世界越是冷酷得彻底，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的必然性、普遍性就越强，被磨损和耗费的可悲性就越弱，好比一个受骗的人为了自我安慰，必须看到更多的人受骗，以证明自己的受骗很正常、损失不可避免，为此不惜亲自上阵行骗。他获取了贝拉和梅丽的爱情，虽然过程中或许掺有些许真情，但大部分还是假意；对于贝拉那暂时的迷恋也很难称得上是爱，只是得到一个玩具的渴望，真心的爱情敢于奉献，而毕巧林只要得不到就会心无芥蒂地转身离去。贝拉的死亡，梅丽的重病，并没有带给他本应有的愧疚、惋惜和痛苦，而是使他进一步地震惊于自我的无情，而这种唯我独尊的自我关注才是他最为无情之处。他瞧不起两个女人的牺牲和毁灭，与他瞧不起周遭的世界同理——因为她们已经被看透，幼稚、浅薄与虚假无处不在。也许，毕巧林把对虚假的盲目误认为虚假，把女人们年轻无知的心等同于浅薄幼稚，他甚至会认为：被自己抛弃的女人，正是让自己失望的世界的一部分！仅仅运用自己反感的规则就能得到手的女人，是多么屈服于这种规则、与规则为一体啊！他却忘记了，自己被这种规则击垮时也是年少无知，可他受害的经历并没让他变成奋起反抗的斗士，他只是狂热地自尊、不许任何人冒犯，正是为了这狂热的自尊，他甘愿沦为施暴的规则的一员。他的朋友葛鲁希尼茨基，尽管有种矫揉造作的理想激情，却算得上一个善良的人，这从两人决斗时他的内心斗争可以看出，而且再怎么说，首先挑起纷争的还是毕巧林。毕巧林大可以在心里对葛鲁希尼茨基的愚蠢嗤之以鼻，可却非得付诸行动：玩弄他的情感、看他的笑话……他所做的一切，仅仅用“厌世情结”难以解释，他执意参与进这个世界：
“我步履缓慢，心中感到抑郁……莫非说，我想，我在尘世中的唯一使命，就是让别人的希望破灭？自从我有生命和有行为以来，命运似乎总是鬼使神差地把我牵涉进别人悲剧的结局中，好像缺了我，无论是谁，都既死不了，也不会陷入绝望之中！我是剧终时少不了的一个人物；无意之中我便扮演了刽子手或是叛徒这种卑鄙下贱的角色。……还在人之初，就以为要像亚历山大一世或拜伦勋爵一样度过一生，却终生官至区区九级文官，这样的人少吗？……你凭什么感到有盼头呢？人们有所希冀，有所追求——我理解，可谁会实打实地感到有了盼头呢？”
他发现自己的“唯一使命”，就是使“别人的希望破灭”，他必须充当悲剧最后的刽子手，或者说他必须将身边的人事最终塑造成一个悲剧，他必须打消别人的盼头，即使那盼头本来是实实在在的可能性，他也要说“谁会实打实地感到有了盼头呢”。他不允许皆大欢喜，如果他不插手，这种悲观绝望也只是一种世界观，但是他固执地插手、并且从中获得满足，这就成为了一种控制欲，而控制欲的源头是他被耗费的下场。他就是那个“以为要像亚历山大一世或拜伦勋爵一样度过一生”，却终于荒芜青春的人，他的愤恨不平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对实现抱负本身抱着一种嫉恨、轻蔑、讥讽的态度，于是他要维护这种不幸的秩序，对他人不加怜惜的耗费让他从自己的受害中恢复过来，重新获得占据上风的尊严感和安全感。当他刻意玩弄梅丽、葛鲁希尼茨基的感情时，他毫不介怀，但是当葛鲁希尼茨基想要报复时，他出离地愤怒，痛恨自己被他人算计：我控制他人没错，但是他人绝不能控制我！
“……我爱我的敌人……他们可以给我消愁解闷，让我热血沸腾。时时刻刻枕戈待旦，捕捉每一个眼神、一字一句的含义，猜测用心，粉碎阴谋，佯装受骗，接着弹指一挥，顷刻间，将把以狡猾和轨迹营造的整个巨大的和凝结于千辛万苦的大厦夷为平地，这才是我所谓的人生。”
引文体现出毕巧林一种诡异的被害妄想，他“爱”这种被害仅仅是在他能够挫败敌人预谋的情况下。他痛恨被害，但是又享受挫败敌人的过程，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看出他的自尊了。在某个方面，抵御攻击、反败为胜是他不多的几项事业之一，另一项是挫败别人的盼头，这常常给他提供实现第一项的机会。他在自己的人生中刻意地树立敌人，本来他们并不存在，可是他必须挑起争端以被人报复，再挫败报复。其中有一种诡异的矛盾性，或许有人称之为极端利己主义，我认为更切合《道德经》中的“以万物为刍狗”：在毕巧林以他人命运满足自己控制欲的利己行为背后，是对除自我以外的一切的敌视和物化，是对特别是人最极致的漠视，是以权欲的终极满足来巩固自我：
“我的虚荣心已为环境所遏制，但是它却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因为虚荣心和权势欲没有什么不同，而我最大的满足——迫使周围万物唯我的马首是瞻，激起对我钟爱、忠诚、惧怕的感情——不正是权势的最重要的象征与最大的胜利吗？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却成了某一个人痛苦与欢乐的根由——这还不是供给我们骄傲自大的最甜美的食品吗？而幸福又是什么？是至高无上，老子天下第一。假若我认为我比普天下所有的人都优越，都强大，那我就是幸福的；假若人们热爱我，那我就会在自身找到取之不尽的为人热爱的根源。遭罪演化出罪恶；初尝痛苦，使人领悟到折磨别人的满足；一个人，如果他不想将恶念付诸行动，这个恶念在他头脑中就不可能萌生：意念，是有机物，有人曾经说过：它们的产生就已经赋予它们以形式，而这种形式就是行动：谁头脑中产生念头多，他的行动也比别人多……”
在使命的致命缺席中，毕巧林彰显自己的唯一方式就是优越感：“假若我认为我比普天下所有的人都优越，都强大，那我就是幸福的；假若人们热爱我，那我就会在自身找到取之不尽的为人热爱的根源。”他的优越和强大体现在对别人的控制当中，他得到的热爱体现在对他人（特别是女人）的魅惑力当中，他渴望别人（无论在力量上，还是情感上）屈从于自己的意志，他的遭罪演化成对他人的罪恶、他的痛苦演化成折磨别人的痛苦，如果说他不幸的过往损害了他的自尊、使他感到愤怒，他继而以操控、魅惑别人作为恢复、反抗、进阶的方式。重要的是，他认为人与人不可能平等、温存，他坚持“你死我活”，只有征服别人让他安心、幸福。这种征服行为一方面体现出他对外界彻骨的敌意，另一方面体现出他的自尊与他的处境的落差如此之大，他不得不追求某种程度上虚无缥缈的控制地位，来满足人格傲慢的要求；一方面，只有在优胜的征服中他才能感到安全，施暴者至少能避免沦为受害者，另一方面，他虽极端自私却对自己毫无感情，不得不通过他人拱手送上的爱情才能接受自己，他虽聪敏高傲却并不自信，只有他人的屈服能让他产生短暂的骄傲……尽管他像丛林中的猎食者那样智慧、冷酷、敏捷，内心并不宁静，自我并不自足，甚至惶惶终日，他的唯我独尊和自我虚无是矛盾而并存的，他凶狠的猎食行动是来自于精神肚腹中无法缓解的饥渴：
“我感到自己怀有鲸吞路途所遇万物的那种欲壑难填的贪婪……”
毕巧林膨胀的控制欲和权欲，与他心底的恐惧、空洞与虚无，实则一体两面。
同样，与他的权力意识一体两面的是他的超脱意识。尽管在他的所思所想中，这种超脱无处不在，但是将其体现得最为鲜明的还是他与葛鲁希尼茨基的决斗事件，在毕巧林对葛鲁希尼茨基的步步紧逼中可看出他狂热地追求自尊心和控制欲的满足，又能看出他某种程度上全然地置身事外，这种参与和旁观的极端在他身上并存。毕巧林在决斗中，明知葛鲁希尼茨基的预谋，并且可以在不伤害任何人的情况下了结此事，却坚持将一切推至极端——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他押上生命的筹码，使对方也不得不以命相搏，他对自己生命、对别人生命的冷漠最终也就是对一切的冷漠，更甚的是，他残酷地将葛鲁希尼茨基逼到尊严、生死与良知的死胡同：如果不想杀死毕巧林就必须供认阴谋、失去自尊，想在不供认的情况下不杀他，决斗就会继续，毕巧林就会杀死自己；可是如果杀死毕巧林，就手握人命，背叛了良知。毕巧林竟然忍心将昔日的好友推入这样高度紧张的极端抉择中，其中有一种最高级的旁观态度，即观众对戏剧的高度兴趣和高度冷漠，他的关注仅仅在于戏剧的意义而不在于戏剧人物的喜悲，如果一场悲剧更有价值，他会给予更响亮的掌声。这是观众式的冷漠与残酷。“Finita la comedia！（意大利语：戏剧演完了！）”毕巧林用戏剧的结束语承接葛鲁希尼茨基的死亡，结束了决斗。诚然，他并不是全然无动于衷，看见朋友的尸体，他忍不住闭上了眼睛……这也许是他真心的感受，可是重要的是他允许自己采取的态度，而不是他的情不自禁。无论如何，他选择了观众的座位，也就选择了观众式的超脱。
决斗之前，他对担忧的魏尔纳说：
“……您就当我肝火上攻，大病在身；我也可能康复，但也可能死去；两者均合自然规律。您就尽管把我当成一名患者，他正染有您还不明白的恶病，这样，您的好奇心便会油然而起，被激发到极点；您就会在我身上做几项重要的生理观察……等待暴死不就是一种眼前正在患着的病吗？……从人生的风暴中，我体验出来的只是一些理念，而没有任何感情。我掂量、分析自己本人的欲望与行为时，所抱的纯粹是好奇心，似乎它们与己无关。我的躯体中又并存的两个人：一个完全体现了‘人’字的含义，另一个则在思考、判断着这个人；第一个人可能一小时后就要与您和这个世界永别了，但第二个人……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呢？”
“病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比喻。毕巧林把自己看做一个病人是双重超脱，第一层是将等待死亡命运当做病症，第二层是以旁观视角将自己抽离成客体，当成另一个人，在双重的回避之下，对自我安危、对人生遭际的担忧先是分离出主体、然后通过成为病症而区域化。在这种比喻中，毕巧林高超地使自己保持风度，只要旁观自己就能避免真切体验的恐惧，只要称为病症就能把所有负面和惨淡的结果聚集在一个词语，隔离开来，好像把瘟疫病人关进一个监狱里，瘟疫就只局限于监狱中而不是肆虐于全城居民的身体中。毕巧林接下来提出了体内并存的两个人，一个是“体验”的人，一个是“思辨”的人；体验者会生老病死，而思辨者……莱蒙托夫巧妙地打断了他，让人类最极致的狂妄自大没有语言表述自己，但我们知道思辨者永恒不朽——这就是毕巧林超脱的诀窍：不朽的思辨，或者说不朽的旁观、不朽的审视。换言之，对直接体验的回避和超越。这种行为，毕巧林在两个层面实施，一个是生活体验的层面，一个是内在自我的层面：他参与卑鄙交易，抛弃他人真心，为私欲而玩弄朋友，受到欺骗和陷害，面临死亡，而他接受一切体验，因为他并未完全置身其中，而是在观众席里欣赏剧台上发生的任何事，在他的某个角度中，自己对戏剧中的情节——即他自己所做的或遭遇的事——既无能为力，也毫无关系，更满不在乎；他聪明、冷漠、残酷、高傲，他接受全部的自己，仿佛他无需对任何瑕疵负责、也没有资格以任何美德骄傲，对才智不夸耀也不用于实现使命，对冷漠不指责也不想去改变。这种回避、这种超脱，使他得以摆脱痛苦、纠结和悔恨，也剥夺了他真正的幸福，他只体验到“纯粹的理念，而没有任何感情”；他用思辨取代了体验，相当于掏空了自己人生的果瓤，理智在果壳上空洞的敲击声，难以等同生命果实的滋味。当他收到维拉的告别信，那可能是他人生中少有的也是最后一次真情纵肆，维拉对他透彻的理解使全部的他置于这个女人的爱情之下，这是那时唯一能打动他的不顾一切的怜悯与爱情，在策马奔腾和涕泗横流中他得以短暂地抛却理智，不必畏惧痛苦，而是体验痛苦、体验失去、体验爱情。然而“第二个人”很快现身，熄灭了火焰，唤醒了理智，他重新空虚、平静、坚不可摧。
接近这篇小论文的尾声，我只能简单提一提两点：第一，莱蒙托夫对文明开化的某种抗拒，准确来说，是向伪善、庸俗、虚假发展的自诩为文明的上流阶级文化。《当代英雄》中有这么一句：
“我的出路只剩下一条：旅游……只是不去欧洲，绝不能去！我去美洲，去阿拉伯，去印度——碰巧在半路的什么地方就死了！”
莱蒙托夫厌恶“文明开化”的欧洲文化，偏爱美洲、阿拉伯和印度等“开化”程度不高、具有异域风情的地点；在他的叙事诗中，他偏爱描绘蛮荒之地的自然风光、作风狂野的异族文明，喜爱描述骑马、打猎、战争；在他的戏剧里，上流社会的交游经常以讽刺和抨击的态度呈现。在他看来，上流人士引以为豪的文明开化几乎沦为矫揉造作和道德沦丧的别称，只有尚未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欠发达地区才能令他重新接触到真实，在他的其他作品中看来，异域文化虽然粗野狂放，却质朴真挚，没有贵族文化中伪善做作的繁文缛节，而是有赤裸裸的欲望、感情和冲动。莱蒙托夫拒绝一些人对“发达文明”的自豪感，偏爱在他人看来更为落后的文明，他明确的表态也许会引起关于“文明进步论”的诸多反思，拷问特别是欧洲人很大程度上用以自夸的线性进步史观的真正价值。
第二，毕巧林的结局。在《梅丽郡主》这一章中，毕巧林曾经这样说：
“……要知道这束札记我是写给自己的，所以，顺理成章的是，我塞到里面的一切，随着斗转星移，都会成为我价值连城的回忆。”
而在时间线靠后的《马克西姆·马克西维奇》中，当马克西维奇问他：
“……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随便吧！’毕巧林答道，‘再见……’”
“……那啥时候回来呢？……”
毕巧林打了个手势……“未必回啦！何苦呢？……”
就算处于淡漠的心境，毕巧林仍然将札记视为价值连城的回忆；可是后来，连札记都不再关注，也不再想回到承载回忆的旧地。似乎毕巧林心中仅存的一种莫名的东西，终究还是消逝了，随同札记一起丢失的是对回忆最后一丝眷恋，对自己的生命轨迹也全然冷漠了。“回忆”对他也许甚至比“生命”更为重要，至少在毕巧林的回忆中，不全是虚伪与冷酷，在他成为这样一个人之前，他至少还爱过、争取过、斗争过……回忆是关于他的一切，他自己是他必须去爱的唯一一人。考虑到这些，毕巧林丢弃札记就成了莱蒙托夫隐藏的最为悲伤的一笔。若毕巧林连回忆也不在意，那生命自然更不在意，如果说他回顾那次决斗时还曾经自嘲“我还没喝够这杯苦酒”，这一次，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会如愿死在波斯。异域的死亡在他的无数次死亡中，必定是较为心仪的一次，那一天也一定比他降生的日子更加美好。
谨以此文献给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
2017.8.4完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