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За то, что вы, уы, бопьны не мной.За то, что я, увы, больна не вами. "

【随笔】家长制下的沉默

作者:blue

注:禁止未经作者授权转载、引用、商用


我参加了一个女性主义计划,旨在帮助我们市内学习上有困难、家境一般的初中女生提高成绩、拓展视野、了解性别知识。活动开展的第一天,一位高校戏剧老师为这些初中孩子讲课,老师讲课的内容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有些艰深,特别是“艺术性”“戏剧冲突”等等概念,不过孩子们的笔记倒是做得一丝不苟。随后老师向她们提问,问的内容倒并不难,比如有没有理解讲课内容、哪里有疑惑、身边有什么事情能激发她们的戏剧灵感。学生从头到尾听得都很专注,却没有一个人吱声,老师接着鼓励她们讲出任何浮现在脑海的事情和想法。还是没有人发言。有些人会与同伴交头接耳,但是声音极小,根本听不清。我想起自己在爱丁堡参加艺术节那段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到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福德的皇家莎士比亚剧院参观,有幸得到剧团内一名资深演员的接待。老演员将我们领上观众席、为我们介绍剧院的构造,向我们提问:戏剧中如何表示环境和时间?很少人回答。但是显然,每个人心里至少有一个最简单的答案,台词提示、音乐效果、舞台效果、布景等等。从老演员的表情看来,他有点诧异,我们脸上几乎写着“我知道一个答案”,可就是没有人愿意开口!类似的情境有很多。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学生不爱回答问题,特别是不爱主动回答问题、特别是女生?延伸开去,为什么存在大量知道答案却不回答的学生,在世界范围内是如此,进一步言之,为什么存在知而不言的沉默,在人类范围中?

一开始,孩子都是直言不讳的,所谓“童言无忌”,没有任何因素阻碍他们直抒己见。可是刚刚到初中,甚至在小学,许多孩子就已经学会了不发言,即使知晓答案。如此短暂的彻底扭转,不得不让人将注意力转移到家教上,在那么小的年龄能够深刻影响孩子言行的只有家庭和学校,然后才是其外的大环境。世界上各种文化都有各自的教育传统,强力的家长象征大多都起着巨大的作用,作为一种引导和表率,它是不可侵犯的,对其的敬崇不仅涉及到原始神话和民俗传说中的祖先崇拜,还涉及政治上的家长式集权和社会上进行统一管理所必不可少的某种连贯策略。如果说欧美在近现代逐渐将重心转移到更加松散、开放、偏向个体化的自由崇拜、英雄崇拜、个人崇拜,亚洲地区,包括中国,仍然更加重视“家长”一词以及它在各个领域的象征。中国在古代是家国一脉,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家庭结构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结构的缩影,国家用严厉的律法管束人民,并且严格将任何人民能拥有的权利收归中央,家庭就中有“不打不成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强调儿子要奉父亲的言论为立身处世的原则,儿女的大小事务都要经过父母的授意或首肯。有些学者和许多普通民众将传统文化的这一部分理解为“孝”,而“打”这类暴力行动在教育中的影响则更多被归结为一种民间经验,就像古代田间的气候谚语,道理虽说不通却屡试不爽。按理来说,将暴力寓于教育之中不符合现代主流的人文主义思想,在学校教育中使用暴力是体罚,在家庭教育中使用暴力是家庭暴力,两者都有违如今的道德准则,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这类传统十分推崇,对“体罚”“家庭暴力”嗤之以鼻:他们认为所谓人文主义思想,或者个人权利等观念,是“西方的”,不符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甚至将其极端化、丑化为一种异族观念的渗透,将其“上升”到民族文化尊严的层面。将思想极其浅薄地划分为“某国的”“某地区的”近乎沙文主义,这种行为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落后愚昧思想区别不大,本质上只是一种无知。

我对深入地探讨这种精神上根深蒂固的“家长制”有很大的兴趣,既想要探讨它在全世界范围的社会历史中的普遍效用,甚至在抽象的哲学领域扮演怎样的角色,也想探讨它在中国出于什么深层原因会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如此长久的推崇;在不同的领域上,神话、传说中的“家长原型”与政治学、社会学中的理论也有很大的价值,最具针对性的是,这个研究对象与中国传统孝道到底有多大程度的联系:两者可以划等号甚或约等号吗?这种“孝道”如何延伸到当代中国在yanlun自由等方面采取的态度?它应该被继续接受,还是必须摒弃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如果它无法得到适当程度的废除,是什么因素在阻挡它更为彻底地退出舞台?这是我对这个研究初步的设想;如果发动想象力,从这个主题更为广阔地联想开去,我们会发现它关乎一个永恒的大主题:个人声音与社会声音的矛盾,也可以说是稳定的集群力量“暴力镇压”动荡的个体力量的矛盾。如果转向社会层面寻找一个恰如其分的体现,那也许是我所看到的那一幕:老师向学生发问,学生们表现出他们懂得,可是不说话、不举手。这虽不是镇压的直接体现,却是后遗症最直观的表现。

从我刚才分析的几个研究切入点来看,这个主题的剖析需要大量的资料阅读和学习,以我现在的条件难以办到。所以我将从事例的最浅层入手,为以后论述中更加详尽的展开作简单的铺垫。让我们回到孩子在课堂上不愿主动发言这个具体的事例,也如前文所说,从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两个方面分别讨论。在中国家庭里,父母和孩子地位平等这一观念还远远没有被全面、深入地接受,在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觉悟较深的家庭中会有这种观念,但即便在这种家庭中,也存在传统观念的遗存,更不用说那些父母受教育程度中下、守旧观念相当稳固的家庭中。总体来说,中国父母还是渴望将孩子控制于股掌之间,行动言语符合自己的意愿和命令。中国传统孝道将儿女置于一个相当被动的地位,父母与子女之间统御与被统御、指令与被指令的关系与王朝政治结构的大致形式相像,这种主从关系的目的是维持稳定,避免统治者或强权者的地位受到侵犯,两者推广的方式也如出一辙:要不就将其包装成一种美德、上升为伦理规范的要求,要不就摆出它的实效性和必要性,即是说维持稳定是必要的,这种方式能维持稳定,这种方式也是必要的。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在中国,“家庭暴力”仍然是个相当陌生的词语,大部分孩子都被父母打过,但是人们对此远远不如西方人那么敏感,而前文所说的“不打不成材”还被大多数人奉为效用显著的家训。中国家庭中还有一个频繁使用的词语:顶嘴,又称回嘴。这个词语与中国尚未消散的某种等级观念息息相关:所谓“长幼有序”,父母在家中的地位受这种观念所保护,就像帝王和贵族受到封建王朝等级观念的保护一样,等级制的本质是用等级地位的影响力来覆盖一个人的言行本身。家庭中,孩子没有自由发言的权利,有时他们的处境在爱与温馨中会宽松一些,然而一旦触犯了父母的威严,无论他们的话语有理或无理,都会遭到父母的地位镇压,而父母的话无论如何都具有强大得多的指令力量。正是在这种待遇和力量对比悬殊的语境下,一个孩子对父母的回答或反驳,在与父母意愿相悖的情况下,被赋予了“顶嘴”这一名称,它指责弱势者对强权者地位的动摇和僭越,暗含了要求发言者看清自身地位、根据地位来规范言行的警示。应当抛却关于家庭和亲情的绝大部分甚至是全部幻想,“冷酷”地看待这种家教环境:一向被颂扬为充满了童年幻想与欢欣的家庭生活,实际上应用的是社会中最“实用”的规则。这里,我有一个也许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封建等级制已经是广为人知的落后于时代观念的体制,为什么它仍然以不同形式遗留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许,我们还是没有赶上时代的步伐,也许,强权统治是人类社会中不可能移除的,只是换汤不换药?

刚才我已说过,这种规则被认为是在大量“实验”中屡试不爽的铁则,扩大到国家管理层面则因其实效性而备受推崇、经久不衰。它确实是一针强力的药剂,不仅强力,还相当地稳固、圆满,一旦有了等级地位的划分,任何问题都会得到简化、迎刃而解。这是一种秩序,而秩序一般都受到集体的肯定和欢迎,但真正值得探讨的是“暴力”在其中到底起怎样的作用。若强势者的道理有优越性,他无需使用暴力就能使弱势者臣服;如果弱势者的道理具有优越性,这就是强势者使用暴力的理由,反言之,如果强势者在手握更大的权力的情况下居然要采取暴力,只能说明理亏,暴力是示弱的表现。但受到指责的通常是弱势者的暴力,甚至是程度不大的暴力,比如孩子的哭闹和不满,小职员的声辩,社会非主流群体的游行。弱势者的暴力通常被强势者用来证明他们的弱势具有合理性,他们的暴力被归因于天生不足、未经教化或者贪得无厌,黑人曾经被认为是劣等人种,他们的暴力与愚钝被解释为天生的低劣,而非教育机会的缺乏和社会残暴对待的结果;女人也曾经被认为是相对于男人的劣等性别,她们的优柔与神经质同样被以生理构造解释,而不是社会偏见;小孩被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划入这个弱势群体,反抗或者歇斯底里的拒绝被用以证明他们的幼稚与任性。弱势者的噤声与强势者话语上的主导权,无可避免地导致这一局面:强势者用己方的语言全面重构整个历史和社会处境,使当下的等级结构变得理所当然,自圆其说。弱势者如果使用暴力,只能侧面证明强势者理论的合理性,即弱势者理应弱势、受“监管”、“约束”和“教化”;弱势者使用话语,只会被窒息。相对的,强势者的暴力被包装、美化、合理化和正义化,为强势者的地位做靠山。这是一种滞固的秩序,“有效”和这种滞固息息相关,甚至是一体两面,任何词语在地位等级处境中都不具有它本来的意思,占首位的、具有力量的必定是地位等级,就像“暴力”在弱势者和强势者手中有不同的语义和解读,虽然它即是它本身。其实,弱者的暴力不是天生不足、未经教化或者贪得无厌,强者的暴力不是合理镇压、有效管理和文明教化,但是反之,弱者的暴力也不是揭竿起义、伸张自由,强者的暴力也不是残暴统治、血腥镇压——暴力即是暴力本身。我不提倡在其中过度地灌注道德含义,也必须承认这种秩序的可行性显著。

有些人看到这里会以为我只是佯装站在对立面来批判,最终却归属到肯定的立场之上。并非如此,接下来我要分析这种制度的弊端,我无意用空洞的道德指责注入水分,也相应地要求读者不要指责我缺失道德立场、要求另一部分读者严肃审视我的逻辑是否合理,而不是一味抱着偏见和反感。我想,没有人会否认,孩子的语言最开始就是他本真心情和观点的抒发,当虚假还没有被教习、真诚不是个选择而是唯一的方式,孩子的语言就是孩子本身。家庭对孩子话语的抑制,特别是用暴力武断地否定,暴力镇压的不仅是孩子的语言,还有孩子本真的自我:既然家庭对年幼的孩子来说几乎就是全世界,家长的这些行为近乎孩子与外部世界的初次撕裂。如果说开初,孩子不太把自己与父母区分开,他将父母看成自己的完成形态,是不分彼此的爱、认同、和支持,是一种成熟的理想,那么父母对孩子的暴力就会让他锋利地意识到父母与自己的区别,也就是用一种负面方式意识到“自我”,更进一步说,是“自我”的孤立性和异化性。父母在儿女眼中更年长、更能干、更有知识,因此代表了主流、正常、完美,是世界的成熟完满形态,来自父母的否定使孩子转向对自我的怀疑和否定,可由于父母的否定中含有暴力,孩子并没有被说服,他保留自己的意见却又畏惧父母的态度,这使他把自己定义为一种贬义上的与众不同,既寻求与世界的和解、来自世界的肯定,又消极地坚守自我的立场,并且尖锐地把外界和自己划分出来。然后,他滋生了一种神秘的不确定感,一种撕裂、隔阂感,觉得自己与外界无法共享同样的情绪和思维方式,他和外界是无法交流的(因为他与父母真诚交流的可能性被暴力扼杀),他对自己的想法更加不确定、更加逃避与外界分享自己、更加不愿意公开表示态度或给出答案。他发现,自己所认为的正确、正常和合理,与外界(他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不符合,而鉴于外界的力量比他强大的多,他相比之下是渺小无力、孤立无援的,他害怕自己的异见会受到外界的暴力镇压,就像他说出真心话时父母发脾气、谴责他甚至殴打他那样,所以他更加会避免这种情况。也许,他想要逃脱这种情况,因为他感到不舒服、他遭受自我怀疑和否定的痛苦,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家庭就是他在世界上唯一实在的立身之处,某种程度上作为延续着他成长的场所,代表他与世界的连接,因此家庭是孩子无法逃避或摆脱的;而且,家庭还是世界的缩影,与家庭的决裂好像就是与世界决裂的暗示或者先声,他害怕与家庭的矛盾为自己未来的命运判了死刑;他只能将自己的处境理解为无望的命运,是世界的背面。现在,我们看到了父母奉行强力的家长制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孩子早早对自己持否定消极态度,孩子早早将世界放到自己的对立面。

孩子翻了个身,背对着世界,至少他还有自己。但是没有结束,很快就没有了,因为他在摸爬滚打中学会了一个被世界“温柔以待”的方法,是“盲从”。一个自我的发展遭遇了重大挫败的孩子,很容易陷入盲从,通常这更多取决于外部环境展示给他们的潜在压力。如果孩子感知到自己的某个言行会招来外界的暴力反馈,他会出于恐惧放弃这种言行,同时也一点点地放弃这种言行背后的那种自我。他在不断的妥协和放弃中找出了一套特定的规律,那就是怎么做、怎么说、怎么想会受到惩罚,而怎样会不受惩罚。这是马戏团训练动物的方法。早在人类最为青春稚嫩的时期,就有人指出“人与动物的不同,是人有思想。”而如果一个人无法表达出自己的思想,不得不服从于社会主流的思想,人类思想的多样性就大大缩水,人类这个词语任何一个维度的含义都极度、极度缩减,缩减后其体积与原本的可能性相比,相当于没有。一个孩子摸索出最被外界接受的规律并依样行之,这与单纯的循规蹈矩必须区分开,我们真正寻求的是一个人理解规则背后的道理,然后才去遵守规则,而孩子一味遵从规则不过是回避伤害的应激机制,甚至他不仅仅是遵从规则、还要遵从思想,而这一整套盲目遵从的行为机制长此以往就会导致思辨能力的剧烈萎缩,习惯成自然,一个习惯这样做的孩子最后可能以为思想就是遵从外界给出的一切,因为他很少使用真心的情绪和独立的思想。当我们教一个这样的孩子不要乱丢垃圾,他会照做,只因为他看出我们的教谕中有潜在的威胁,但他不会思考为什么不能乱丢垃圾,原因、必要性和动机对他来说不重要甚至根本不存在,需要的只是服从外界的指令。甚至,当我们询问他本人的意愿,比如他喜欢红色还是绿色,他会揣测询问者想要听到的答案,企图用答案来取悦、满足我们。他在回避指令后面的原理(也就是一种知识)时,也是在回避面对真实的自己,回避对真实的学习,他像一个跌跌撞撞的皮球,总是在外界的喝令之下跌跌撞撞,处于身不由己的动荡之中,他从来没有深入自己的内部、感受自我意识的安宁、满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是一个与外界为敌的孩子,他为了在敌人的暴力下存活,将自我作为俘虏献给了敌人。

谈完家庭,该谈谈学校了。孩子的大部分时间愈来愈在学校度过,而不是在家庭,一步步从幼儿园到大学的过程中,他有机会在合适的教学氛围中消除在不恰当的家庭教育里养成的奴性,但是如果教学氛围并不合适呢?学校是学习知识的地方,也是培养孩子社会性的地方。孩子与他们的同学们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的交流一般不存在暴力和等级上的碾压(这是撇去学校暴力不说,因为这不是文章的重点),孩子群体中培养的社会性大体来说对个人不具有破坏性,在平等的交流中完全可以各自保留而不会互相伤害,真正的等级压制在权威与非权威之间。这里所说的权威也许是老师,也许是老师所说的“正确答案”,也许是解析一篇课文的角度,也许是一道数学题的解法。权威意识,如果不是教师所抱定的一种偏见,一般来说会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应试教育上。这种教育制度应用的人口之多、地域之广、压力之大,要求学习效率如此之高,以至于适宜于学生身心成长过程的吸收速度必须被远远超越。这里所说的“学习”指的是通过吸收书本内容来提高考试分数,在这种高强度高压力的制度下,知识难以被透彻地理解、也无法从容地彼此联系,勾勒出一幅完整的、互相关联的图像,因此学生会陷入迷茫,每个给出的答案后面都有一个世界那么大的疑惑,而所有答案联系起来仿佛又组成一个世界,可是他没有时间去思索答案背后的东西,升学压力使他不得不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被驱赶着掌握正确答案,这是一个省略的过程。然而,得到正确答案并不是学习的目的,教育必须明确的一个重点就是:永远不要把自己的内容当做不可动摇,教育要培养的不是掌握答案的能力,而是探索与发现的能力。应试教育中省略的恰恰是对这种能力的培养,这种能力恰恰是孩子通过认识自己、认识外界、认识自我与外界的关系时需要的和能够发展起来的,是孩子形成自我的重要一环,这种能力也恰恰是孩子在粗暴的家庭环境中已经受到损害的。除了体制外,能力低下的老师也会使情况恶化,一个自己就死读书、没有掌握任何书本之外的知识、缺乏灵活的思辨力的老师,会令野心勃勃、有更多要求的学生失望;一个不耐烦地拒绝正确答案之外的理解,只知道催促学生接受标准答案的老师,会挫败学生寻求各种可能的积极性。这样的老师,很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话语与思维一直被压迫的孩子成长而成的,他们缺失了一部分,因此没办法满足寻求这一部分的学生的需求,他们不满学生追寻的努力,也许想证明这种缺失并不存在,来保护自以为的完整,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样的学校没有提供真正的学习知识的环境,它更接近一种接受信息的环境,而且这个环境不太允许反抗——不太允许更多怀疑,因为时间太紧、功课太多,怀疑和思考太奢侈。怀疑和思考的缺失,导致思辨力创新力等等能力得不到充分发展,这已是老生常谈,我要强调的是它还会导致学生/孩子的自我发育畏缩。

写到这里,不得不讲清楚前文频繁提到的两个概念:“语言”和“自我”。有一部分相当敏锐的人可能会反驳,“自我”并不是一种超验的实体,它不可能先于经验而存在,所以家庭与学校的压制并不会妨碍它的形成,而是塑造它,就像其他一切负面经验一样。我赞同这种说法,也认为自己的说法没有错误,这就要谈到“表达”与表达的“实体”的关系,或者说“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我的观点是,孩子的语言表达受到贬抑,自我也会受到贬抑,因而发育不良。“语言”是自我的表达方式,但它不单单是一种载体,它与自我不是截然分隔的,孩子在用语言表达自我时也在形成自我,因为自我不是清晰可感的,只有在诉诸表达时才能感觉得到,甚至是在表达中逐步发展起来,语言与语言的表达内容彼此影响、彼此培育。没有语言,就不会有完整成熟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一个孩子通过直觉形成了一套感觉,这种感觉必须通过思辨才能补全、完善并更进一步,或者与其他感觉产生联系,语言就是补全这套直观感觉的思辨系统。压抑的语言表达让孩子恐惧语言,他不仅在语言受压抑中对语言表达的自我产生怀疑,还对外界对语言的应激性产生恐惧,在他的心里,什么思想都不会激起实质的波澜,而在外界,他不得不时时承担自己为世不容的危险,最后他倾向于把一切都藏在内部。这带来的损失是双重的,对于个人来说,他必将永远处于与外界分隔的孤立感中,自我缺少外界支持和多样信息的滋养,也无法在表达中完善;对于外界来说,它失去了人类个体多样性充满惊喜与奇迹的灵感的涌泉。可是,虽然一个人的错误观念很容易被动摇,一群人的错误观念却难以动摇,他们彼此支持、掩盖,往往意识不到或不想承认集体的重大损失。对群体来说,关键不在于提高自己、使自己出类拔萃,而在于把其他人拉低,使整个群体不超过自己的水平,数量上的优势为卑劣和庸俗提供了沃土,个人观点和天才的受压制令他们心头窃喜。所谓大多数人,几乎难以沦落为不幸,因为他们差不多是单纯为争取个人的利益而活着,如若言论抑制带来任何弊端,他们大不了换一个立场就好。这也是直到现在多数人对言论之自由的重要性还懵然不觉的原因。“自我”对这些人来说不重要,他们也认为其他人不需要这个玩意,事实上,不说所有平庸者都没有自我,可正是因为没有自我,一个人才平庸。对于语言表达与自我的贬低,除了本文论述的家长制下言论无自由问题外,前者涉及到语言的滥用,大张旗鼓、华而不实的鼓吹等等,后者涉及到粗暴浅薄的集体主义,愚民思想等等,群体抱着极端马虎又狭隘的观点,不仅动物的本能性缺点,连人类特有的虚荣心、自尊心等复杂的情绪都一股脑掺杂进来,使群体镇压这种人类特点鲜明的活动变得毫不值得夸耀。

似乎孩子的表达问题终于渐渐发展成“yanlun自由”这个大问题,又似乎,在此我必须详尽地讲一讲yanlun自由作为现代民主社会中典型的政治正确走过了如何的历史长路。我却没有这个打算,一旦将任何问题拓展为一种政治命题,任何事情都别想加以解决,政治既是实事的正面也是反面,让我们避开毫无意义的术语和制度游戏,直截了当地下结论:yanlun自由是个道德问题,或者说一种集体问题。那些在集体中叫嚣为了集体的利益而废除表达观点的权利的人,不过是跳梁小丑,他的真实用心往往可笑地与其所言相反,他不过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这样声明,而集体中其他个人也会为了各自的利益赞同他的看法,这是所谓“集体主义”;那些表达自我观点的人,只要他不强制自己的观点一定被谁采用,他都为增加可能性而做出了贡献,这才叫作一种“集体主义”。所谓为了大局之类的说辞,越来越沦为一种挡箭牌,仿佛为了维护一群人的利益而大肆“屠杀”别人的思想观点就是道德上说得通的,这一群人也不过是所有人当中最类似疯狗、厚颜无耻、敢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自己代表大多数的人们组成的,至于所有人当中其他的人,与他们的决策远得很的人,被他们的决策迫害的人,他们才不管呢。再提一提前文所提到的强权者,强权者常常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理由使用暴力,这种社会稳定不过是有权阶层的稳定,而无权阶层即便看似处于稳定,也是一种内心不满的稳定,因此才会有叛乱,强权者用社会稳定做幌子无异于让所有人为自己的安定而作牺牲,同理,当有人打着集体主义的旗帜、男人打着维护传统的旗帜、父母打着家和万事兴的旗帜要求少数人、女人、孩子臣服于自己,他们真正意思是:我不想失去我拥有而你没有的,所以你必须停止。

在文章的尾声,我粗略补充一下我一开头提到的问题中“特别是女生”这一部分,这涉及到了性别上的压制,女性的主动性往往被更深一层地抑制,这还是在“孩子”这一弱势群体身份之上的叠加。我写这篇文章,主要的目的在于抒发自己的观点,当然有不少人会争辩“绝对自由不存在”“相对自由”“绝对yanlun自由的弊端”等等,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是非此即彼、两极之中必选其一,反而是两个极端各自的支持者们都用激进而欠考虑的言论抹黑了己方的观点。声称要求绝对的自由、等级绝对消失的人由于完全不切实际、提出的方法大多追求形式而没有实效而让人无法信任,那些自以为避免激进的中庸者又因为太过保守而成为许多传统糟粕的捍卫者,我真心地希望在各种言论的风暴中能保持较为冷静、敏锐的目光,坚信更为可取的方向依然是朝向自由,而向这个目标迈进的过程应当一步步踏实地摸索,不要由于理想主义和激进分子的冲动而酿成大祸,使为自由摇旗呐喊者的努力毁于一旦,将大众引向自由的对立面,也不要在尝试中稍微遭遇挫折就被摇唇鼓舌的保守分子带离时代的大轨道。这是从更高的层面来说,回到我的文章的起因,什么时候孩子敢于说话,这就是我们小有成就的一个指向标。

 

 

 

 

 

 

 

 


评论
热度 ( 4 )

© Марина 2 | Powered by LOF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