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波伏娃《名士风流》：战后大撕裂
作者：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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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波伏娃《名士风流》：战后大撕裂
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名士风流》算不上一部评价极高的文学作品。有龚古尔文学奖的荣誉在前，相对而言其文学造诣似乎处于一个尴尬的层面。不得不说，虽然这部小说的意义深而丰富，可要论文字的锤炼，并没有多少值得称道之处。波伏娃和萨特的写作态度大抵相近，就是减免夸张效果的渲染、大肆铺陈的华丽和旁敲侧击的曲婉，直白、简明地表达出思想。一方面，这不仅给读者带来简易的阅读体验，还为评论家提供便利，人们知道作家在写作此书时没有耍任何把戏，仅仅是呈现出一种存在经验，这也是我选择评论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平实反而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毫不耍滑又使我的工作变得简单；令一方面，这部作品有太多提升的空间，人物和故事是丰满、动人心魄，无数次我惋惜波伏娃文学处理的吝啬，作家完全可以在铺设得如此慷慨的情节和人物中肆意挥洒，波伏娃的处理却规规矩矩，以至于作品整体而言缺少语言的“盈余”，正是这种“盈余”本应强烈激发读者的感情和激烈的思索，书中许多富有戏剧张力和冲击性的情节段落因此没有达到可能具有的强度。我想这种风格不仅是波伏娃本人的选择，也是她的能力使然。她的文字缺少超越性的灵性，只拥有表达的作用，她本人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单以文字的质量而言，我不知道（自己作品的文学价值）”。除去文字风格的“贫瘠”外，另一个弊端（如果能这么说的话）在于整体视角上的局限，具体点说，是政治立场上的一边倒。海明威曾说，一个作家的长久价值必须要处于剔除政治观点的前提下，波伏娃不认同这种观点，她将政治立场看做一种责任感的体现，并且以为不表态是不值得称道的回避，这种立场在书中也体现出来。《名士风流》虽然涵盖了二战后个人和群体生活的方方面面、持有不同立场的形形色色的人，主人公或说正面描述的主人公都是左派，而整场精神探索之旅的焦点也集中于左派人物的内心斗争，因此整部书的思想观点不是颠覆性的、大跨度的，而是在坚守一种既定价值观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性的反思和探索。然而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语言附加价值的缺席、政治观点的鲜明在场和整体视角的局限，使这部书具有相当清晰的微观视力，宏观价值的平扁换来的是平面图解式的一目了然。
《名士风流》始于二战结束、法国知识分子欢庆和平的到来，分别以左派作家亨利和精神分析师安娜的视角展开了两条人物主线，这两条主线时而错开时而交织，勾勒出一幅立体的战后生活图景。亨利是一名在战时积极投入政治运动的作家，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与朋友创办的《希望报》是一份秉持中立立场、为人民群众提供真相而不是观点、致力于培养读者的判断力和思辨能力的报纸，战后他在事业上陷入迷茫：战争打碎了他对写作艺术的信念，让他一度丧失作家生命；他不得不出于责任感不情愿地持续投入政治活动中，尽管这并非他真正的追求。出于友情和实效的考虑，他中途将《希望报》交托给至交好友迪布勒伊建立的独立左派联盟“革命解放联合会”之手，当后者不可避免地受到GD的打压，迫不得已意图掩盖苏共弊端之时，他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与好友和革命解放联合会决裂、披露苏共集中营消息，受到右派的利用和左派的排挤，万念俱灰后重新迸发写作热情，也再度决定参与政治；安娜是亨利好友、左派作家迪布勒伊的妻子，她生活在丈夫巨大的声誉之下，在丈夫的生活找不到自己必要的位置，在战后陷入对灾难和死亡不可自拔的追缅中；她见证了亨利的女友波尔为了挽留早已僵冷的爱情而“低三下四”、陷入疯狂和臆想，又在美国结识了生命中第二个真爱：作家刘易斯，这段爱情给她注入青春与活力，然而因难以割舍法国的伴侣、朋友和生活，她错失了两人相守的机会，眼睁睁看着这段感情走向灭亡。她在作品的尾声尝试自杀，广阔的生活对她而言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但她在最后一刻被一丝希望救回，“也许哪一天我重又会幸福。谁知道呢？”
在这个故事中有多个主题，最为重要的一个或许是“时间”。这个作品的各个主题无不处于“战后”这一时间的笼罩下，一切主题的讨论也正是在这种时间的流动性中才具有意义：“战后”暗示了战前、战争中和战后的对比，人物的生活和思想变化处于时间段之间的巨大裂谷中，仿佛一个人心中装着旧情，难以自如地迎接一段新的感情，或者说此人不敢忘怀、认为自己决不能忘怀，这种过去与现在、将来的强力撕扯是造成战后人们心理折磨的主因；这一“时间”在书中的体现分为好几个层面：以亨利和迪布勒伊等男性为代表的文艺与政治事业的变迁，以安娜和波尔等女性为代表的情感关系与生活方式的变迁，以亨利、迪布勒伊、樊尚等人为代表的老一代对新旧观念的反思和融合的努力，以朗贝尔、纳迪娜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力图与过去和解并追求崭新的生活享受。每两个层面各自形成一种对比，也形成一种并列。
首先，作为全书中占据相当主导地位的亨利、迪布勒伊两人的故事可以看做战后法国左派知识分子挣扎的典型。从人物性格和几个情节中可以明显看出，亨利对应的是加缪，迪布勒伊对应的是萨特，前者在政治上的立场并不如后者坚定，对美学的追求更执着。亨利看起来比迪布勒伊更像一个“文学家”而不仅仅是“作家”，“作家”是专以文字为表达工具的群体，“文学家”相对而言对现实立场偏向于退而观之、强调更加纯粹的文学美学追求。在小说一开始就有人断言，文学将不复存在，这是在两场世界大战的背景之下说出的，战争赋予这种论调惊人的说服力。具有毁灭力的不仅是战争本身，还包括战争竟会导致一系列丑恶的人性的暴露、竟会揭露出如此众多表象下的罪恶，等等；战争不仅仅是战争，而是残酷的博物展，是对战前社会普遍认可的主流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全面怀疑甚至颠覆。最为惨重的并不是出现了另一种强大到能够取而代之的主流观念，而是这个世界虽依然笃信人文主义的传统，却耐不住赤裸裸的真相揭露。强权规则、冷酷人性一旦剥皮拆骨呈现于眼前，人们再也没有视而不见、掩耳盗铃的可能性，也不再拥有哪怕一点权利去这么做，因为这种揭露乃是用字面意义的无数屠杀换来的，任何自我欺骗都是对代价的不负责任和麻木不仁。亨利和迪布勒伊面临的困难在于，他们相信的美学、所持有的文艺观，也即整个欧洲在过去信奉的美学差不多就是文艺复兴以后逐渐发展得到的人文主义美学（最主流和最广受认可的文艺作品几乎都是围绕这种价值观创作出）无法屹立于两次大战腥风血雨之洗礼而不倒。
第一，这种信念已经在根本上受到动摇，人类作为一个集体毫不留情地打破自己宣称笃信的信仰（整套人文主义价值观），无论是亨利还是迪布勒伊都没办法与这种破裂妥协：他们既无法建立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并依据它创作，也无法无视旧有价值观的裂痕，破罐破摔——如何进行战后的文艺创作？比如说，亨利在葡萄牙旅游的时候只能短暂地被美景取悦，只要一想到美景背后隐藏的贫穷和压迫他就良心难安，无法投入“去政治化”的美学愉悦中去，他在回答青年朗贝尔的疑问时曾说：“一种道德，必须包含一种政治态度。反言之，政治是活生生的。”他无法无视两次大战和随之而来的政治争端，这些时事包含了对人类处境最密切的关注，一种与此种关注撕裂的美学和文艺活动是没有意义的、欺骗性的。与他同行的安娜的女儿纳迪娜叹息道：“要是不知道背后的一切这也许是美的，可一旦了解了……这又是一种假象。”除了旅行之外，亨利还尝试过写一些更加轻松、随和、富有生活情趣的“无目的”文学，他想给人们描绘生活中琐细的美，唤醒遭遇大战蹂躏之后变得麻木迟钝的人们的美学感官，但他发现这种创作十分艰难、难以进行，这种写作实为一种往昔与今日的割裂，他想描写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属于战前那个神采飞扬的自己眼中的世界，而实际上书写的他却是个忧心忡忡、摇摆不定的战后作家——战后的美学不可能完全兼容于战前的美学，即是说不能指望无视世界大战这一重大的人类历史转折、妄图原封不动地复原战前富有少年天真青涩气息的人文美学。战后的美学，必然首先是一种勇敢的直面、沉痛的反思、真实的迷惘和残酷的重建，正是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亨利在与迪布勒伊夫妇同游并见证了一次战争纪念会之后，写下了自己“最优秀的作品”（迪布勒伊语）——一部戏剧，戏剧讲述了一个丈夫死于战争中的妇人拒绝参加战争纪念会。这部作品的题材想必不偏不倚地展现了战后人们进退两难的心理，既急于忘却，又不忍、不敢忘却，战争纪念会微妙地讽刺了右派鼓励人们遗忘的态度，可以说战争纪念会是对想忘又不敢忘的人们一种形式上的慰藉，实质是鼓励人们忘却、鼓励人们逃避，而寡妇的拒绝参加纪念，反映了人们包括亨利内心深处对于亡者的哀悼和对于直面历史的诉求。这部作品是亨利文学生涯的一个转折点，让他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继续推进文艺创作的办法，也为战后文艺创作初步开辟了一个大方向。
第二，比第一点也许严重性更甚，那就是文艺本身还有没有价值？至少在战后这个多事之秋，它的重要性相对而言大大减弱了。这又一次涉及到某种道德态度、政治态度，就好像亨利在葡萄牙的旅行无法尽兴、他的“纯美学”创作遭遇瓶颈，甚至创作本身也被视为一种无动于衷。迪布勒伊和亨利作为拥有巨大声誉和社会影响力的人士，理所当然认为自己对战后各个国家地区的人民磨难负有责任和义务，他们也理所当然会想：如果将有限的精力用于开展实际活动，表明立场，号召群众，这样带来的实效是否比捉摸不定的文学创作更加强大呢？最终，知识分子的强烈责任感变成了一个答案似乎很明确的问题：是呆在家里搞写作，还是走出门搞出些名堂，拯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如书中所说：“天底下多一部书少一部书，这并不那么重要。现在的形势令人欢欣鼓舞……”与残忍的全球生存现状相比，与那些在两个超级大国压迫之下煎熬的小国人民们相比，与东南亚成千上万受剥削的劳工们相比，受益于文学作品的特定阶层的苦恼是多么渺小，文学能帮助的群体是多么渺小，而最基本的权利都没能满足、遑论文化能力的群体是多么庞大。两位主角及与他们相似的知识分子何尝不知道文学的效用能够绵延世代，但是面对当下如同癌症一般规模大得恐怖的人类磨难，他们很难袖手旁观，很难不坠入一种文学实用论，亨利和迪布勒伊不过是从两个方向出发诠释了这种实用论：亨利在小说和戏剧之类虚构类作品中反映当下人们的心理状态，迪布勒伊在回忆录和政论之类非虚构类作品中直抒胸臆，两人的出发点都是让文艺作品能对时局有所影响。在这一点上，显然两人都不是那类“超脱于时代”的作家，而是那类“生活于时代”的作家，积极参与这个时代的事务，这种与时代齐头并进的积极立场也得益于他们赢得了与成就相符的声誉，因为声誉不是奖赏，而是进一步的要求和义务。简言之，在那个时代各种重大国际事件的冲击下，应运而生的必然是这种或多或少着眼于现实处境、意在形成某种舆论影响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见效快、效用强的药品式文学，遭到否定的是粉饰太平、熟视无睹的牧歌式虚假文艺（这种文艺就其根源也是一种浅薄的文艺），更加深刻而辽阔的、具有天才式预言视野的文艺也暂时遭到抑制（见效时间太长）——文学作为社会工具的性质被时代潮流不可避免地掀至浪头，只有这种性质才能在这种时局下为文艺站稳脚跟，持续地证明文艺对社会的必要性。
然而，当文人骚客不得不向政治事务中前仆后继，不惜牺牲文艺的本业，他们的退让就能得到应有的回报吗？政治，比文艺更加靠近地面也更加远离地面，不如文艺虚构却远比文艺虚假，紧紧地缚住了亨利一众文人的手脚，更准确的说：堵住了他们发声的口。迪布勒伊，出于前文已经讲过的与亨利的个性上的差异，更加彻底地投身政治事业，他为了充分发挥自己带领成立的革命解放联合会的作用，催促或者半逼迫着亨利将自己向来持中立立场的报纸归并成为联合会的报纸，也就是让报纸部分地放弃最初独立的状态。长远来说，亨利办《希望报》的初衷应该成为新闻业——特别是现代新闻业——的典范，那就是意在培养读者的能力、提供真相，而将导向减至最小，但是这种立场在资金紧缺的境况下，更准确地说是在这人心思变、急需现成观点作靠山的情况下，很难坚持长久。亨利在争取资金的过程中遭遇了不少困难，任何愿意提供资金的人都或多或少带有“附加条件”，美国支持者拐弯抹角地表达了希望报纸避免将矛头转向美国，迪布勒伊建议的资助者特拉里奥实际上是想让自己人打入内部、用《希望报》和联合会赢得名声，这是商人而非知识分子的意图，然而在这些现实条件的绑架和急于对社会施加影响的情况下，亨利不得不妥协，这是一连串妥协的其一；《希望报》宣布支持联合会之后，联合会的活动开展又面临左右派的两头夹击，GD对联合会不抱好感是因为无法容忍另一个声势渐强的独立左派联盟，只考虑自身的党派利益而不顾大局，实质是极端狭隘的，这时有人刚好将一个有可能挫败GD、打击左派势力的证据交到了联合会手中：苏联集中营，亨里与迪布勒伊在是否披露这种真相上起了分歧，亨利坚守对真理的追求和对读者的义务，认为无论此事会造成什么影响，报纸的本职就是曝光真相，让读者做选择，迪布勒伊则抱着更加现实的想法，要从披露真相的结果出发，他认为苏联的问题不是制度性漏洞而是过失，想必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具有优越性，所以为了维护国内见好的左派优势，他主张不披露，迪布勒伊的观点当然可以理解，但某种角度来说他可能拒绝相信苏联的弊端（毕竟苏联是左派信仰最后的落脚点和希望）也想藉由拒绝披露真相来拒绝舆论强加于他的“陈腐的理想主义”臭名。迪布勒伊的态度必须与他这个人发生的种种变化相联系，他和亨利一样，也处于两个阶段的裂谷之中，一方面他还对战前的各种价值不死心，一方面他意识到重建战后新价值体系的必要性，过去与现在难以调和，年龄的增长和体力的衰减又越发让他意识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导致了他后期在自己的著述中大肆批判和否定旧有的价值观、宣扬建立新价值的迫切，同时也承认自己无法抛却旧价值、适应新价值，如亨利所说，他“自己否定自己”“他的整个一生，既执着于丰富他的思想，又致力于让这些思想变为现实……倘若他帮助建设的是一个与他信奉的各种道德标准对立的未来，他的行动就是荒谬的。但是，若他执着地维护某些永远不可能在世间降临的道德观念，那他就成了一个迂腐的空想家，而他最不主张的就是成为一个类似的人。”在苏联集中营事件中，他就是在尝试违背自己早先的某些观点、从更现实的角度出发办实事，从他的方向看，这是妥协之二。反观亨利，也许因为放弃报纸中立已经作为妥协的前车之鉴，这一次他坚持自己的主张，执意披露真相，致使报纸最终与联合会决裂，可是他很快遭到了空前危机：右派趁机拉拢或是放话称亨利沦为右派，左派则破口大骂亨利的背叛、指责他的倒戈，亨利又一次绝望地发现清明的个人发声在时政界根本得不到理解，培养读者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只是一句空话，到头来他们还是更需要一种明确的能够完全依赖的立场，就像苏共之于左派，他是披露了真相，可他赢了吗？迪布勒伊的联合会脱离了希望报，很快也垮台了，他也没有赢。到头来，这些文人败得一塌糊涂，可以说亨利没有妥协却输了，迪布勒伊妥协了还是输了。两人都陷入了思想上的绝境，一向自我节制的亨利心灰意冷、出入奢侈场合、违心地与情人若赛尔吃喝玩乐，甚至还违背原则为盖世太保作伪证：为了若赛尔的前途，他不惜牺牲两个受虐待的姑娘伸冤的可能性；一向活跃于各种时事的迪布勒伊也心灰意冷，在著作中体现了上文说过的自相矛盾的观点，他与同病相怜的亨利最终和好，甚至还答应帮助亨利隐瞒作伪证。为什么两人愿意作伪证，不惜打破道德原则？一句话，他们在作伪证一事中看到了挣脱旧原则的可能性，或者说报复和嘲笑背叛、抛弃了他们的旧原则的可能性，根本上还是体现了战后知识分子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是妥协之三。还有一条，那就是整个欧洲的地位在战后一落千丈，欧洲知识分子长期“自负身份”，他们的大声疾呼部分建立于自知重要的基础之上，现在世界由美苏两极操控，一落千丈的巨大落差自不必说，连大声疾呼的积极性都大大削弱了，虚荣心和自尊心的受挫之外，还有一种难以扭转局势、无力回天之感，就像一度认为文学无用的亨利和自称跟不上时代的迪布勒伊：“……突然，他发现他居住的是一个已经垂死渺小的国家的首都……人们都甘心情愿受这些房屋、树木和长椅的迷惑，它们如此一丝不差地仿造了过去。但实际上，这座骄傲地屹立在世界中心的城市已经毁灭。亨利从此之后只不过是一个五等小国的无足轻重的子民，而《希望报》仅仅是一份类似《小利穆赞人》的地方小报。……想当初撰写那篇有关葡萄牙的报道，亨利一丝不苟，仿佛会掀起震动世界两极的舆论。可华盛顿对此不屑一顾，而凯道赛又无能为力……”最后再加上一点，亨利帮助樊尚杀死染上毒瘾的塞泽纳克，这个杀人事件看似平淡，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亨利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坚守的旧有价值观的最后一根稻草，尽管书中没有大肆渲染，其重要程度还是骇人的，是为妥协之四。
亨利和迪布勒伊似乎在经历重重磨难之后到达了信仰的最底部，他们在战后没有轻率地转向虚无，在经历一番斗争后还是倾向于虚无，这种虚无来自于新旧交替难以弥合的断层，最后归结于两人放松了原本坚信的原则。他们认定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不再具有多少重要性，甚至可以说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在本书的结尾，本来声称对政治死心的迪布勒伊又一次投身政治，创办左派周刊，而本来决意全心写作的亨利也无法违背内心深处的敦促，同意与迪布勒伊共同创办周刊。无论这一次的结果好坏，他们都不是抱着当初《希望报》与联合会的心境投身这次行动，相反，更接近于大彻大悟之后的坚决，时代处境及裹挟其中不可避免的政治问题无可回避，与其执意掩耳盗铃、用“无意义”来打消积极性，不如为了做而做、不顾后果、将“重在参与”当成一种必要的“个人经历历史的方式”。如果说欧洲知识分子在遭遇两次大战的削弱和挫败之前，梦想的是“作用于历史、改变历史”，那么在经过坎坷的洗礼后他们谦虚地退一步，只求“参与历史、经历历史”，这是地位降低的个人面对风云变幻的历史格局的坚韧宣言，一方面也许具有自我欺骗性，就像纳迪娜嘲讽的那样“为了证明写作有用而写作”，另一方面却是每个人置身时代大潮中的积极方式。两人的心境发展历程可用一言蔽之：“置诸死地而后生”。
说完了男性在事业和价值追求上的挣扎，我们来到了女性的故事，主要是安娜、波尔和纳迪娜的故事。安娜作为叙述主人公，主要表现了两个方面的矛盾：时间，还有存在。时间，如前所述，是书中一切问题的统领，它像一个“钟形罩”笼罩着这个女人对自身存在的反思。安娜是波伏娃善于塑造的挣扎的典型女性人物，她认为自己在丈夫的生活中没有不可取代的地位，而她的全部生命几乎都是围绕丈夫的生命发展的：她分享他的事务、思想和喜悲，以至于近乎依附他而存在，她发现自己失去了迪布勒伊就没有什么个人生活可言，而迪布勒伊失去自己却能保证个人生活完整无甚损伤，这种落差让她惶恐；同时，是战争毁灭了许多本来有意义的事物，是一种对于旧有价值观的“捣毁”，就像军队捣毁标志着文明的古建筑，她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师开始停止对本来珍惜的事物怀有热情，包括她的工作，“他们将如何对待这如此沉重、如此短暂的过去，如何面对残缺的未来？我能有什么法子助他们一臂之力？助人是我的分内事。我有办法把他们安顿在长沙发上睡下，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梦，可我再也不能让罗莎复活，再也不能使那十二个被樊尚结果了姓名的保安队员复活。即使我能成功，使他们淡忘自己的过去，可我能向他们展现怎样的未来？我能使他们消除恐惧、打消梦想、克制欲望、想方设法适应一切，可我能让他们适应什么样的境况呢？我发现在我的周围，再也没有任何可以依凭的东西了。”她本来以拯救病人的精神状况为己任，现在发现作为疗愈前提的“遗忘”本身就不是一个合理的要求，即使她成功让病人“遗忘”“原谅”“向前看”，她能许诺“怎样的未来”“什么样的境况”？旧的已经“为秋风所破”，新的却遥遥无期、甚至毫无任何建立的前景可言，“再也没有任何可以依凭的东西了。”战争让她怀疑自己的工作和作用，再加上对夫妻不均衡关系的忧虑，这一切都导向了一种几乎归于虚无的存在主义：“我是在这里，确实是我自己：令人犹豫的是，我在自己身上找不到任何可想的东西。……我就这样被明确地划分了类别，并接受了分类，尽力去适应我的丈夫、我的职业，适应生生死死，适应大千世界及其可怖的世界。这就是我，差不多就是我，亦即谁也不是。”她从自己的感情关系中看不到唯一性、从工作中看不到必要性，并惊惧地发现自己如果不在特定位置发挥作用，在世界上就不剩下任何东西——何等残酷的存在现实。也许，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她在美国的旅行中与作家刘易斯坠入爱河时，她感到如此青春洋溢的喜悦与幸福，爱情与任何一种位置都截然不同，它既唯一且必要，只与人本身而不是其作用有关，比任何一处都更接近一个人最妥帖完美的位置，安娜一度在这段恋情中找回了存在的快乐，好像把自身所有疑难的重量卸到爱人身上，又为承担了另一人最亲密无间的存在重量而雀跃不已。但是，这段感情仍然走向尽头，安娜确实因为顾及在法国的生活而拒绝搬到美国与刘易斯同居，但即便她确实放弃一切来到美国，过上的不过也是另一种依附于情人的生活，刘易斯性情多变，这段爱情可能永久吗？如果不能永久，她再度陷入对自我独立存在的拷问，不也是时间问题吗？爱情结束了，仿佛她最后一点想望也熄灭了，她在小说的尾声打算自杀，却并不是爱情破灭单一的结果，而是一切的结果，对一切价值的虚无感到死寂，再也感受不到生命喧嚣的幸福。然而就像亨利和迪布勒伊的“绝境求生”，她也用希望来“绝境求生”，说到底，希望除了它本身什么也不是，它绝对不是许诺、也不是预言，它是纯粹理论上的可能性，就和雪莱《西风颂》里那句广为流传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一样——但总归是一种可能性。
小说里另一个女性人物，安娜的好友波尔，是亨利的爱人，或者应该说：旧情人。她是个风姿卓异、外貌美丽、颇具歌唱天赋的女人，曾经与亨利展开一段轰轰烈烈的感情，她“为了亨利”而放弃了自己的演唱生涯，将整个生命都投入恋人的生命和事业中。但是日久情变，两人的感情还是变淡了，波尔却依然对亨利纠缠不休、假装两人之间什么也没变，甚至为了达到泯灭事实的目的，她竭尽全力证明“时间并不存在”：一切事物都是成型的铸模，就像只有一个诗人兰波、一个作家司汤达，同理也只有一个亨利，亨利和自己的感情也是唯一不变的。她拒绝把亨利当成大活人，而是当成一个伟大作家的石膏像，不允许他向石膏像之外“偏移”，也不许脱离两人既定的“爱情的轨道”。波尔苦苦挽留这段感情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她除了亨利一无所有。毕竟，当初她“为了亨利”抛弃了自己的歌唱事业，如果现在亨利抛弃了她，她没有任何立身之地，进一步言之，这段爱情是她作为无个人事业的女人唯一伟大的可能性，她的高傲让她不能接受被人抛弃、一无所依，也无法接受碌碌一生，所以她必须抓紧这唯一的救命稻草。问题在于，一开始她真的是为亨利抛弃了个人事业吗？“即使成功、扬名，这些虚荣的东西对我还有着某种意义，我也绝不在三十七岁的时候去开始一个二流的演唱生涯。当初我为了你而牺牲了去巴西的演出，彻底告别了歌坛。我毫不感到后悔，可咱们别再提它了。……想当初，她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一时冲动自作主张，做出了那次牺牲，可如今她似乎又把这责任归咎于他！……他从来就弄不明白她到底是真的蔑视名誉，还是担心扬不了名。”从这一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就算现在让波尔放手追求演唱事业她也不愿意，真正的原因绝不在于她声称“蔑视虚荣”（这种宣言恰好是另一种虚荣的佐证），在于她害怕失败，“担心扬不了名”，而遁入与亨利的感情中减轻了她在事业上自我要求的负担，也避免了可能的失败对她自尊心的打击。当初她不经与爱人商量的放弃和“牺牲”，赋予了她控制亨利的人生的权利，她“把这责任归咎于他”，并要求他对此有所回报：“……亨利，是我造就了他，我创造了他，一如他塑造了他书中的人物，我对他就像他对他书中的人物一样了若指掌。他正在背叛自己的使命，该由我指引他重返正道。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能考虑照顾我自己。”波尔在一连串“退让”“牺牲”的表演中，看似愈来愈将自己“献祭”给亨利，实际上是以退为进，一步步要求亨利对自己负责、使自己对亨利享有权利，她将自我的生命存在拱手“让”给亨利，最终觊觎着通过操控他的生命来把握自己的生命、通过“引导”他走向伟大来实现自己作为“伟人的爱人”的伟大，就像拿破仑的情人。波尔的病态在根本上反映了她作为一个女性在事业上的极端不自信，看起来相对于事业，女性出于悠久的社会惯例和传统总认为在爱情上取得成就是更加轻易和理所应当的，通过“依附”来实现价值是波伏娃笔下女性的普遍特征，可以说这是一种面对事业挑战的软弱和彷徨，也可以说这是面对长期横亘在女性命运上的障碍稍微被清除后对前路未卜产生了恐惧。波尔对亨利的操控也可以看做一种扭曲的母性控制欲，母亲作为人生道路被缩减至贤妻良母的女性，只好将自己“超越性”（波伏娃语）的野心寄托于男性后代也就是儿子身上，以他人之生命为自己之延续和实现的观点，在身为女性的母亲极端受压抑的处境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与波尔对亨利如出一辙。
借用论述波尔的某些观点，我们可以平滑地切入安娜的女儿纳迪娜的故事，在战后女性生活的大背景下，还可以引入玛丽-昂热·比塞、若赛特、玛利亚、多萝西等次要角色，因为这些主次角色可以被归入一个统一的大分类，那就是挣扎着想取得事业成功、又受社会规范和个人陈规束缚的女性。波伏娃在采访中曾说：“很多现代女性就是这样（‘被错误的观念误导，面临疯狂的威胁’）。女人不得不假装是另一种人，比如说，假装是风流的交际花，伪造自己的个性，她们处在神经错乱的边缘，我对这种类型的女人非常同情。她们比那些平衡完美的家庭主妇和母亲更让我感兴趣。”纳迪娜是文化名人迪布勒伊的女儿，自视甚高，她想通过成为职业女性来证明自己的独立和能力，她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包括记者、秘书等等，很少有哪样做出成就，因为她一直处于害怕一事无成的焦虑之中，心底并没有抛弃对女性的一些偏见（“我怀疑自己说到底是个生来嫁人生孩子的命，跟所有的女人没有两样。”），然而，她更想反抗这种偏见，两者就形成了矛盾，更让她沮丧的是整个社会对女性旧有角色抱定陈腐的观点一次次打击她，她尝试着和男性讨论国家大事，他们却都拿她当没脑瓜的娘儿们看待，她抱怨男人只接受女人和他们睡觉，却不把女人当做严肃认真的探讨伙伴。她渴望超越女性单一的肉体角色干出一番名堂，又在内心和外界的纠结中一事无成，还是不得不靠与男人发生肉体关系来实现自己的计划和抱负：和亨利睡觉才能与他同游葡萄牙，与朗贝尔睡觉然后成为与他共事的记者，更别说与和她讨论时政的男人们睡觉了。在相似处境中的还有玛丽-昂热·比塞，她通过假扮女仆来套新闻，抱怨说“一个女人从事这种职业要出人头地有多难！”她最后通过当墙头草来赢得一时的名声，吕茜倒是拥有一个蒸蒸日上的时装店，可这种业绩也是靠讨好有地位的男人、出卖若赛特的肉体魅力换来的，还有那些在沙龙中涂脂抹粉、附庸风雅、人云亦云的所谓名媛。那时女性的根本矛盾是另一种处境的有心无力，或者连此心都不完全，既想打破女性的固有道路，又想利用或安于这条固有道路，既想脱离男人的掌控、改变依附于人的现状，又不愿失去弱势群体的特权、仍抱着依赖男性的幻想，想挣脱又不想挣脱、挣脱不开。总体而言，无论是安娜、波尔还是纳迪娜，三人的存在都或多或少地取决于她们与男性的相对关系，毕竟一个依附于成功男人的女人可以连带着成功，这些女性虽然在受惠于男性时感到一种刺伤、一种“嗟来之食”的不满，同时又心满意足；反之一个依附于成功女人的男人却绝不是成功的，男人向来不是靠受惠于女人，而是施惠于女人获得满足感，这一点在波伏娃的《第二性》中有详尽的论述，《名士风流》中的亨利同样也将幸福置于两个条件之下：第一，事业的成功，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学；第二，为一个女人带来幸福。作为一个女读者，我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亨利的执着，他爱女人的方式相当平庸，甚至说相比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他对女人的爱情几乎是庸俗不堪：他看重女人的外表，女人给他带来肉体上的愉悦，他希望女人用欢笑和活泼的精神来安抚自己疲惫的身心，并不看重与女人的实质交流，并且和所有男人一样：他一门心思要“给她带来幸福”——施与的欲望。正是施与女人幸福，会使他快乐，他带纳迪娜去旅游、逗纳迪娜开心，他捧红若赛特、为她而违心参加宴会，最后他甚至娶纳迪娜为妻、坚持要使她幸福。除了爱情，除了真心之外，这种一味施恩和给予的情感模式的确能激起对两性关系的又一次反思。
既然说到了纳迪娜，不得不提一提与她曾经有极其亲密的关系的年轻人朗贝尔，顺便过渡到以这两人为代表的战后新一代的迷茫主题。我谓朗贝尔其实是全书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尽管对他的笔墨从来都是侧面描写，没有大面积的渲染，但是这个人物的设定和他前后的转变注定了他会成为一个很典型的人物，无论作为战后新一代的典型，还是被男性刻板印象所累的典型。他是催促亨利放弃政治转向“纯美学”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向亨利要求一种“生活的艺术”，认为政治与实在的生活不是一码事，不应该在上面浪费时间。他在美学观点上一向偏爱右派那套遗忘、原谅、向前看的说辞，要求一种不带战争、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纯粹文学，这种追求也许无可厚非，但是其中仍然掩不住不愿直视的狼狈。除此之外，他还有特殊的生活经历，他的父亲曾经向德国人告发他的恋人罗莎，这就进一步将他置于进退两难的局面：一边，他比任何人都不能原谅过去、不能原谅父亲，因为他最深爱的恋人正是被过去所害、被父亲所害；另一边，他比任何人都更想原谅过去、原谅父亲，只有原谅了过去才能再度燃起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只有原谅父亲才能修复父子关系、得到亲情。他苦苦说服自己与父亲和好，父亲也被法庭判决为无罪，可是却因一次疑似人为的意外身亡，这让朗贝尔几乎崩溃，父亲的遇害反而更坚定了他要与过去和解的决心，纳迪娜指责他的软弱态度后，两人的矛盾彻底爆发，终于分手。作者也在这个角色中倾注了她对男女的社会角色的思考，朗贝尔和纳迪娜一样，在战后辗转于各种工作中，虽然他的职业相对固定，他的立场却一直摇摆不定，他崇拜身为大作家的亨利却不赞同他的政治立场，他想成为一个纯文学的作家却缺乏才华、鲜为人知，崇拜、嫉妒与焦虑苦苦纠缠着他，社会对男人做出一番事业的要求也压迫着他。他处在和纳迪娜相似的奋斗的处境，却又和纳迪娜站在不同的位置，纳迪娜作为女性最终总是可以成家生子，完成社会对自己的基本要求，得到原谅，而朗贝尔作为男人被严格要求身负重任、功成名就，不得不与自己不折不扣的失败者和平庸者身份缠斗。是对过去祈求和解的心情和渴望摆脱社会要求的压力促使他最终脱离了亨利一伙，与亨利一伙在一起是不能蒙混过关忘记过去、也不能轻易出名的，所以他转向了对立的阵营，不惜撰文诋毁曾经的伙伴，相比之下亨利作伪证可能只是个契机和借口罢了，就算他真对亨利感到失望，想必也是得意和欣慰占主要地位，知道自己的偶像不是完美的大大缓解了他的嫉妒和崇敬，让他潜在地抬高自己、增加自信。朗贝尔的生活经历，正好是寻求新美学、新生活、新目标的新一代的写照。如果说新一代更倾向于“遗忘”，那么亨利迪布勒伊这些老一代人则倾向于“铭记”，并且竭力调和铭记过去和展望未来，但并非所有人都采用他们这样无害的方法，比如樊尚“铭记过去”的方法是开展“肃奸运动”，在没有任何合法程序的前提下偷偷迫害有帮助敌方嫌疑的人，他们绑架、勒索、虐待，有时还会谋杀，朗贝尔父亲之死有可能就出自他们之手。亨利曾经给予过很中肯的评价，樊尚一伙人只是将肃奸运动当做为自己遗忘战争的愧疚开脱的工具，即便这种极端行径于重建战后生活没有一点益处，他们还是贯彻下去，亨利说这也是一种毒品，他们用此来逃避现实、避免正视未来的艰难。无论是朗贝尔还是樊尚，都是用徒劳的方式试图洗清自己、解脱自己，折磨他们的东西实际上还是无情的战争，是战争将他们卷入难以自洽、难以弥合的自身理论当中，让他们像但丁《神曲》里被肆虐狂风席卷、在地表磕磕碰碰的人，无穷尽地受内心痛苦熬煎。幸好亨利和迪布勒伊“虽九死其犹未悔”，总算探索出聊以自慰的“参与是经历的方式”，使战后精神处境支离破碎的人们，总算能抱着一丝希望、相信一条出路。
《名士风流》解析到这里，各个主题也算是论述完整，重要的人物也差不多都涉及了。我不敢说自己对这部作品的文学造诣有多少独特见解，至少对波伏娃的写作手笔和眼界相当敬佩，她这两册书展示的洋洋洒洒的战后生活画卷，虽然不乏冲突与痛苦，整体反而体现出一种活泼泼的生机，每个角色都以自己的方式寻求更好的生活和存在状态，用亨利的话来说，寻找“个人与历史更好的连接方式”，没有什么比这种努力更富有生命的热情与力量的了。而我选择这部声誉不高的作品，一是为它声誉不高而颇为惋惜，于是写出这篇评析深入挖掘它真正的价值，二是因为它反映的问题是我时时思索的问题、也是各个地区各个时代的人们常常遇到的问题，想想苏联时期作家们的探索，想想我国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等等，我相信“个人与历史的连接方式”是一个恒久值得探讨的问题，而“存在方式”“两性社会地位”很快肯定会得到更多重视，这本书一定能在各个方面给人以启迪。我怀着这样的考虑将文章写下，企盼更多人能从中有所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