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За то, что вы, уы, бопьны не мной.За то, что я, увы, больна не вами. "

【翻译】存在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访谈:兴趣、经历、观点

作者: Madeleine Gobeil

英译汉:blue

原地址:《The Paris Review》

注:一切权利属于原作者MadeleineGobeil、Bernard Frechtman和《巴黎评论》,翻译仅供同好交流,禁止商用和无授权转载。翻译内容仅为节选,题目为译者后期添加。

 

作家介绍: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年1月9日-1986年4月14日),又译做西蒙·波娃瓦。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波伏娃1908年生于巴黎,1929年获巴黎大学哲学学位,并通过法国哲学教师资格考试。1945年与让-保罗·萨特、莫里斯·梅格-庞蒂共同创办《现代》杂志,致力于推介存在主义观点。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在思想界引起极大反响,成为女性主义经典。1954年凭小说《名士风流》获龚古尔文学奖。(选自百度百科)

 

正文:

西蒙娜·德·波伏娃曾经为我介绍让·日奈(Jean Genet,法国诗人、小说家,荒诞派戏剧著名代表作家之一)和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法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存在主义代表作家),这两人我都已经采访过了。但是当提出采访她本人时,她犹豫了:“为什么我们要谈论我呢?你不觉得在我的三本回忆录中已经谈的够多了吗?”经过了一番信件往来和交涉之后,我终于说服了她,但是条件是“采访不会太长”。

采访在波伏娃女士位于蒙巴纳斯街区的工作室进行(此处翻译有省略),此地距离萨特的公寓仅有五分钟的路程。我们在一间宽敞、明亮的房间里工作,这个房间既是她的客厅,也是她的书房。书架上塞满了枯燥得惊人的书籍。“最好的书,”她告诉我,“在我朋友们的手中,再也没还回来。”桌子上全都是她旅行带回来的五颜六色的小玩意儿,不过房间里唯一有价值的物品是贾科梅蒂(Giacometti,瑞典超存在主义雕塑大师、画家)为她制作的一盏灯。房里还到处散落着一摞摞的留声机唱片,这是波伏娃女士为数不多的奢侈品。

除了她那颇具古典韵味的五官,西蒙娜·德·波伏娃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她健康、红润的脸色和清澈的蓝眼睛,充满了活力与生机。人们会觉得她洞察一切、知晓一切,从而感到有些敬畏。她说话时速度很快,出言直率却不显得唐突,而且她总是微笑着,十分友善。

 

Q:(弗吉尼亚·伍尔夫(英国女作家,意识流代表作家,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先锋)的——译者注,若不经声明下文概为译者注)日记怎么样?

A:我更不感兴趣了(前文波伏娃提到她喜欢伍尔夫对伊丽莎白·勃朗宁——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诗人——的评论),太文学化。它非常杰出,但对我来说不太亲切。她过于在意自己的作品能否出版,过于在意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我非常喜欢《一个人的房间》,这篇文章中她谈论了女性的处境。这是篇短小的散文,但是一针见血,她把女性无法写作的原因解释得很明了。弗吉尼亚·伍尔夫是最让我感兴趣的女性作家之一。你看过她的照片吗?她的脸看起来如此孤独……我对她的兴趣比对柯莱特(Sidonie-Gabrielle Colette,法国小说家)更大,毕竟柯莱特与她那些琐碎的风流韵事、家务事、宠物之中纠缠太多。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视野更加开阔。

Q:你对大学教育与一个作家的关系有什么看法?你自己就是索邦神学院(巴黎大学的前身)一名优秀的学生,人们觉得你作为一个教师也会有卓越的成就。

A:我的学业只教给我关于哲学非常浅表的知识,但是增强了我对哲学的兴趣。我从教师职业中获益良多:能够用大量时间阅读、写作、学习。在那些日子里,教师的工作负担不是很重,我的学习给我打下了坚固的基础,因为要通过国家考试,你必须探索某些领域,如果你只关注宏观层面的文化就不会注意到、也不会花时间在上面。这些学习为我提供了一种学术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在我写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 ,波伏娃的女性主义著作)时非常有用,总体来说,对我的所有研究都很有用。这种手法是快速浏览书籍、找出重点、分门别类、理清主次、归纳总结的能力。

Q:你是个好老师吗?

A:我觉得不是,因为我只对最有才华的学生而不是所有学生感兴趣,一个好老师应该对所有学生抱着同样的热情。但是如果你教哲学,你忍不住会像我这样。总有四五个学生包揽了所有发言,其他人就是闷声不响,我也不太过问那些人。

Q:你创作自己的早期小说时有没有受到某些美国作家的影响?

A:在写作《女宾》(She Came to Stay,波伏娃的早期小说,以虚构角色描写她、萨特和奥尔加三人的情爱关系)时,我的确受到了海明威的影响,毕竟是他教会我们对话的简洁、琐碎的生活细节的重要性。

Q:在你的第二本回忆录里,你描述了萨特在《恶心》(Nausea)的写作过程中的状态,你说他深陷在痛苦之中(此处翻译有省略),那段时间里你似乎是两人之中比较快乐的那一个。然而,你在你的小说中表现出更多对死亡的关注,这一点我们在萨特的作品中从没看到。

A:但是记得他在《文字生涯》( The Words,萨特的自传)说过的话吗?他从未感觉到死亡的紧迫感,但是他的学生——比如说,尼藏(Nizan,法国现代作家)——对此很着迷(此处翻译有省略)。从某个层面上说,萨特觉得自己是不死的,他把一切都押在他的文学作品和作品会流传于世的信念上,而对我来说,既然我的私人生活会消失,我一点也不在乎我的作品能否延续。我一直对生活中普通事物的消失十分敏感:某人的日常活动、印象、过去的经历。萨特觉得生活可以用文字捕捉留存,但我总是觉得文字不是生活本身,只是生活的再创造,也就是说是没有生命的。

Q:在你的每部小说中都有一个这样的女性角色:她被错误的观念误导,面临疯狂的威胁。

A:很多现代女性就是这样。女人不得不假装是另一种人,比如说,假装是风流的交际花,伪造自己的个性,她们处在神经错乱的边缘,我对这种类型的女人非常同情。她们比那些平衡完美的家庭主妇和母亲更让我感兴趣。当然,也有更让我感兴趣的其他女人,她们坦率并且独立,从事工作、进行创造。

Q:没有一个你的女性角色能够幸免于爱情。你喜欢浪漫元素。

A:爱是一种伟大的殊荣。真爱十分稀少,它能够丰富任何一个经历过它的男人和女人的生命。

Q:在你的小说中,看起来是女人——《女宾》中的弗朗索瓦丝和《名士风流》中的安娜——对爱情的经历更加深刻。

A:原因在于,到头来女人更加投入爱情,因为大多数女人没有其他的活动去投入。也许,她们也有更强烈的感同身受的能力,这是爱情的基础。也许也因为相较于男人,我更容易与女人产生共鸣,我的女性角色比男性角色更加丰满。

Q:你从未创造过真正独立、自由的女性角色,一个能够体现《第二性》的论题的角色。为什么?

A:我展现女性是谁,展现她们作为人类个体的自我,不是去展现她们应该是谁。

Q:在你看来,为什么尽管萨特二十年来享有巨大声誉,却一直被误解、被评论家粗暴地攻击呢?

A:政治原因。萨特坚决地反对自己诞生其中的阶层,于是这个阶层将他试作叛徒。但是,正是这个阶层有财力去买书,萨特的处境是矛盾的,作为资产阶级的产物之一,他是个被资产阶级阅读和褒扬的反资产阶级作家。资产阶级在文化上有独裁地位,他们认为是自己这个阶级孕育了萨特。同时,资产阶级因为萨特对自己的攻击而仇恨他。

Q:在《巴黎评论》对海明威的一篇采访中,他说:“对于一个有政治观点的作家,你可以确认的是:只有读者跳过政治部分,他的作品才能延续。”你当然不同意这个观点。你仍然相信“义务”吗?

A:海明威正是那种从来不想承担义务的作家。我知道他参与了西班牙内战,不过是以一个记者的身份。海明威从来不表态,所以他觉得文学中永恒的东西是不确定的、非义务的。我不同意,对于很多作家,他们的政治立场会左右我对他们的喜恶。过去的作家中也很少人的作品真正做出了表态。而且,即便一个人以同等的热情阅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和《忏悔录》(Confessions),他不会再去读《新爱洛依丝》(The New Héloïse,卢梭的一部小说,讲述一个贵族小姐和她家庭教师的爱情故事)。

Q:《时势所迫》(Force of Circumstance,波伏娃的第二部自传)最后一部分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你的反应非常私人化。

A:我以一种政治的立场去感受、思考事件,但我从来不参与政治行动。《时势所迫》的整个后半部分都是在谈论这场战争,但在这个自以为不再与那场战争相关的法国,我的行为看起来是过时了。

(阿尔及利亚战争:19世纪中叶,法国征服了阿尔及利亚,将其变成原料基地和战略大后方。二战期间,法国曾向阿尔及利亚人许诺,只要帮助法国赢得战争胜利,就允许其独立。二战结束后,法国如愿以偿地成为战胜国,但急于修补战争创伤的法国不仅没有履行承诺,反而变本加厉地压榨阿尔及利亚人民。阿尔及利亚人民奋起反抗,建立民族解放战线,最终取得胜利,建立独立自主的共和国。)

Q:你难道没有意识到人们终究会忘记吗?

A:我花了很大篇幅来谈这个,于是就意识到了这是不合时宜的。另一方面,我确实非常想要谈一谈,人们将其淡忘的程度令我惊异。你有没有看过一位年轻导演罗伯特·恩里克(Robert Enrico)一部名叫《美好生活》( La Belle Vie)的电影?人们被这部电影惊呆了,因为它表现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克劳德·莫利亚克(Claude Mauriac,法国作家、记者)在《费加罗文学报》(Le Figaro Litteraire)中写道:“为什么我们(在电影中)看到公共广场上有降落伞兵?这不符合实际生活。”但是这的确符合实际生活。在圣日耳曼德佩(一个巴黎街区),我曾经每天都从萨特的窗口看到他们。人们已经遗忘了这些,他们想要遗忘,想忘掉自己的回忆。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攻击我的理由不是我谈起阿尔及利亚战争,而是我谈论年老与死亡,这与我预料的恰好相反。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所有法国人都已经被说服去相信它从未发生,没人受折磨,就算有折磨也是他们坚决反对的。

Q:在《时势所迫》的尾声,你说道:“当我不可置信地回首自己轻信的少年时代,我震惊于自己受到如此的欺骗。”这句话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误解。

A:人们——特别是敌人们——总是将这句话解释为我人生失败的证据,要不就是我意识到自己在政治上受了误导,要不就是我意识到,说到底女人还是要生孩子,等等。任何一个仔细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看出来,我要说的正好相反:我不嫉妒任何人,我对自己的生活现状完全满意,我履行了所有承诺,如果我有从头来过的机会,我不会选择哪怕有一点不同的生活。我从来没有后悔不要孩子,就像我从未后悔决定写作。

那为什么说“欺骗”?如果一个人对世界持存在主义者的看法,就像我一样,人类生活的矛盾就在于一个人是要“成为”,还是长远来说仅仅“存在”。原因也就在于这个矛盾:你把一切都押在“成为”上——即便,就像你做计划时那样,你其实知道自己不会成功——当你掉转头回顾自己的生活,你发现你只是“存在”罢了。换言之,生活不是像个实在物体一般拖在你身后,就像神明的生活(就是说,像不可能的东西一样)。你的生活不过是一名人类的生活。

就像阿兰(Alain de Botton,英国作家)说的那样,我很喜欢这句话:“没有什么承诺给我们。”可以说这是对的,也可以说这不对。因为一个成长于特定文化中的资产阶级男孩或女孩都被承诺了什么东西。我想,任何一个少年时期生活艰难的人往后都不会说自己“被欺骗了”。不过当我说自己被欺骗时,我指的是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在乡村的榛树丛旁幻想自己未来会做什么事。我已经做了想做的一切:写书、学习,但我还是被欺骗了,因为这总还不够。马拉美(Mallarmé,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曾经写道:“残留心中的悲伤之芬芳”我忘记具体是怎么说的了。我已经有了一切想要的,然而当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想要的却总是别的什么东西。一位女性精神分析师给我写了一封很有智慧的信,信中说:“在终极的分析中,欲望总是走得比欲求的客体更远。”事实上,我已经有了自己渴望的一切,但是包含在欲望中的“更远”在欲望本身被满足的同时却没有得到。我年轻的时候拥有希望和对生活的憧憬,这是一切有文化的人和资产阶级乐观主义者推崇的,我不鼓励我的读者拥有这些,并因此受到他们的责备。就是这个意思,而我也不为自己的所思所为感到丝毫后悔。

Q:一些人认为,对上帝的追求是你作品的基础。

A:不。萨特和我总是说,有种成为的欲望不意味着欲望会变成现实。在智识层面上,康德(Kant,伊曼努尔·康德,德国哲学家)就是这么说的。相信因果关系不一定意味着相信一个至高存在,有成为的欲望不一定意味着此人就能够成为,甚至不一定意味着“成为”是可能的,至少作为思考又作为存在的“成为”没有这个道理。存在和成为的综合体是不可能的,萨特和我一向反对这一点,这种反对就是我们思想的基础。人有一种空虚,即便是他的成就也有这种空虚,就这样。我的意思不是说我没有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成就,而是说这成就从来不是人们以为它是的东西。进一步说,其中有种天真或说势利的观点,人们觉得如果你在社会层面获得成功,你对整体的人类处境就彻底满意了,但这是错的。

“我被欺骗了”还有另一层意思——字面意思,也就是说生活让我发现了世界的本来面目:苦难与压迫,大多数人的营养不良,这些全都是我年少时一无所知的,那时我把对世界的探索想象成对美丽事物的探索。同样,在那一方面,我是被资产阶级文化欺骗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助长对其他人的欺骗,这也是为什么我简短地说自己被骗了,意在让别人不再被骗。这实在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一言蔽之,我一点点发现了世界的苦难,发现的苦难越来越多,最后,我感到这与阿尔及利亚战争和我的旅行有种联系。

Q:一些评论家和读者感觉到你用一种不快的口气谈论衰老。

A:很多人不喜欢我这么说,因为他们想要相信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愉快的,孩子都是纯洁的,新婚夫妇都是快乐的,老人都是安详的。我一生都在反抗这种观点,而且毫无疑问,衰老的时刻——对我来说不是已经衰老,而是开始衰老——即使人已经拥有了想要的一切:感情,待完成的工作等,依然是一个人存在的转折点,这种转折由于一系列事物的流失而显得重大。如果一个人不为这些事物的流失而遗憾,那是因为他不热爱它们。我觉得那些过于轻率地颂扬老年或死亡的人是不热爱生命的人。当然了,如今在法国,你必须说所有东西都美,所有东西都好,包括死亡。

Q:贝克特敏感地感觉到了人类处境的欺骗性。你对他是否比对其他“新小说家”更感兴趣?

A:确实如此。“新小说”中所有用时间搞的名堂都能在福克纳(Faulkner,美国作家,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的作品中找到,是他教会其他人如何使用这种手法,而且在我看来他是做得最好的。关于贝克特,他强调生活的黑暗面的方式很美,但是他认为生活只有黑暗。我也认为生活是黑暗的,同时我热爱生活。然而这个认识对他来说似乎就是无可挽回了,如果能说的只有这个,没办法用五十种方式去说它,我发现他的许多作品仅仅是他早期作品的重复而已。《终局》是《等待戈多》的重复,不过表达更加温和。

Q:你如何评价自己在当代作家中的地位?

A:我不知道。一个人根据什么来评价?发声与否,沉默与否,对后代的影响,读者的数量多少,在某个时段的重要性?我认为人们会阅读我的作品好一段时间。至少,我的读者是这么告诉我的。我对女性问题的讨论做出了一些贡献,我从自己收到的信件中得知这一点。而关于我作品的文学价值,按照严格意义的文字来评价,我一点也不知道。

 

法译英:伯纳德·弗莱彻曼(BernardFrechtman)

 

 


评论 ( 6 )
热度 ( 30 )
  1. 姜姜Марина 2 转载了此文字

© Марина 2 | Powered by LOFTER